1940年12月，石友信召集会议，要给哥哥石友三报仇，讨伐高树勋。这时，一个军官走来，对着石友信的脑袋就是一枪。
一年前，蒋介石为了拉拢石友三，防止其率部投日，委任他为察哈尔省主席、39集团军总司令。
39集团军辖两个军，一个是石友三兼任军长的69军，这是他的基本部队，另一个是高树勋任军长的新八军。
石友三、高树勋都是西北军出身，两人早年还义结金兰，但这对结义兄弟，矛盾却是愈演愈烈，其主要原因是，石友三反复无常，在日伪的策反下，有了投敌的想法，而高树勋则是坚决的主战派。
到了1940年秋，石友三通过投日的伪方面军司令张岚峰（原西北军将领）牵线，派弟弟石友信作为全权代表，和日军师团长佐佐木会面，双方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协定”。协定签订后，日军对69军“网开一面”，盯着新八军打，搞得高树勋对石友三很是愤怒。
石友三之所以没有马上投敌，是因为嫌日伪开出的“价码”不够，双方正处在讨价还价阶段。重庆的老蒋得知石友三的所为后，密电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让其联络高树勋等人，对石友三实行“制裁”。
11月下旬，石友信第三次去见佐佐木，回来后对石友三说：“大哥，佐佐木说了，只要咱们愿意配合，让你当个方面军司令。”
石友三不满的说：“我当师长时，张岚峰那小子不过是个营长，过去后和他平起平坐，这个人我可丢不起，你下次再去见佐佐木时，就说除非把华北治安军司令这个位子给我。”
石友信说：“我估计问题不大，不过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树勋最近总跟我们唱反调，到时候投靠日本人，新八军肯定不会参与，万一闹出不愉快怎么办？”
石友三说：“明天你带一个团去新八军的防区转转，观察一下情况。”
石友信说：“高树勋手里握着三个师，真要撕破脸，咱们未必讨得了好，得想个万全之策。”
石友三说：“大不了带着总部和69军单独行动，等将来有机会再逼高树勋就范。”
除了石友三、石友信兄弟，69军的其他主要军官，都不愿意投敌，因此内部暗潮涌动。在69军中，除了石友信，政治部主任臧伯风、总参议毕广垣是石友三最信任的两人，但这两人却对石友三的投敌之举很不满。
臧伯风是黄埔生，重庆派到69军的“棋子”，此人城府很深，表面对石友三唯唯诺诺，一副顺从的样子，实则暗中不断将情报密报给重庆。
毕广垣和石友三关系特殊，石友三的父亲早年在毕家赶大车，石友三小时候常在毕家玩，和毕广垣这个“少爷”成了好友。石友三发迹后，将毕广垣召到军中，委以重任。但石友三为人残暴，猜忌心重，有几次险些将毕广垣杀掉。
毕广垣跟着石友三这个“混世魔王”，整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天掉脑袋，在臧伯风到了69军后，两人很快“绑”在一起，结成了对付石友三、石友信兄弟的“盟友”。
臧伯风在收到卫立煌“相机除掉”石友三的密令后，带着毕广垣悄悄去见同样收到密令的高数勋，三人商议后，决定由高数勋负责除掉石友三，石友三死后，总部和69军的控制权，由臧伯风、毕广垣掌握，并解决掉石友信等人。
如何让石友三“主动”到新八军的驻地呢，高树勋想了想，说：“找孙良诚，石友三和他关系很好，只要孙良诚出面，石友三定会放松警惕，但咱们得给他个非来不可的理由。”
臧伯风说：”就说新八军防守压力太大，想让一部分防区给69军，让石友三过来面谈。”
几天后，孙良诚、石友三来到了新八军军部驻地，被高树勋迎进了会客厅。
高树勋和孙良诚、石友三聊了没有几分钟，一个勤务兵突然闯入说：“报告军座，太太打来电话，说有事情相告。”
高树勋借机起身，边走向众人致歉。高树勋走了不一会，十几个卫兵闯入，将石友三按倒在地。
石友三挣扎着嘶吼：“孙良诚，我真不该轻信你。”
其实孙良诚也是这时才明白过来，他瘫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的说：“老弟，我真是一无所知啊。”
当夜，黄河岸边，石友三被高树勋派人活埋，这个动辄活埋人的“混世魔王”，终于也尝到了被埋的滋味。
石友三被杀后，石友信调集所部人马，气势汹汹的要去攻打高树勋。臧伯风、毕广垣派人给石友信传话，说：“既然要给石总司令报仇，那就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开会商议行动方案。”
石友信一听，认为有道理，便带着一团人赶到了69军军部的村子，臧伯风对石友信说：“你带这么多人，难免让大家误会，让暂驻扎在村外吧。”
石友信没有多想，让手下出村。在当晚的会议上，石友信双眼通红，大声吼道：“今日召集诸位，就是要商议出兵讨伐高树勋，为我兄长报仇雪恨！”
在场的军官们交头接耳，一片嗡嗡声。臧伯风使了个颜色，一个军官走到了石友信身后，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枪。
看着倒地身死的石友信，会场一片哗然，臧伯风站起来拿着卫立煌的密电，高声宣读起来。众人一听，也都不再作声，毕竟没几个人，是真心想跟着石友三、石友信兄弟投敌的。
随着石友三、石友信兄弟之死，69军的投敌危机被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