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凌淑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他神色镇定，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让其一声不吭回了家。 陈西滢推开朱利安·贝尔的房门，里面，妻子凌叔华衣衫不整。 朱利安慌忙起身，凌叔华低头整理衣服，陈西滢站在门口，脸上没有表情。 他看了一眼两人，转身离开，这不是陈西滢第一次察觉异常。 朱利安是英国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1935年来武大教英国文学，很快与凌叔华熟识。 起初是文学讨论，朱利安对中国文化着迷，凌叔华是他的向导，她带他认识文化圈的朋友，介绍中国艺术。 渐渐地，两人的关系变了味道。 他们开始频繁见面，不再局限于公开场合，而是私下幽会，凌叔华常常借口外出，实际是去见朱利安。 整个武大都在传言，陈西滢不可能不知道，但他选择了沉默，直到这一天，再也无法回避。 晚上，陈西滢找到凌叔华，没有咆哮，没有指责，只是平静地说出两个选择：离婚，或者回家。 凌叔华坐在那里，手指绞着衣角。 这段婚姻的裂痕早在多年前就出现了。 1924年，泰戈尔访华，陈西滢参与接待工作，在活动中认识了凌叔华。 当时有人指控凌叔华的小说，抄袭日本作家，陈西滢仔细对比原文，写文章为她辩护，这份仗义让凌叔华心生好感。 两人开始通信，陈西滢的文采，凌叔华的才情，彼此吸引。 1926年春天，他们结婚了。 凌父是前清官员，家境殷实，他送了28间房产作嫁妆，希望女儿婚后生活无忧。 然而，问题很快显现，陈西滢是传统知识分子，他认为妻子应该相夫教子，不应该抛头露面，凌叔华的文学创作，在他看来是"不务正业"。 他开始限制她的社交活动，文人聚会，他不让她参加，朋友来访，他表现出不悦。 凌叔华感到窒息，她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学画，又有文学天赋，嫁人后却要困在家中，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矛盾在积累，陈西滢的处境也不妙。他与鲁迅的论战，让他在文坛处境尴尬。 事情起于一篇文章。陈西滢质疑鲁迅的某些观点有抄袭嫌疑，鲁迅反击激烈，支持者众多。陈西滢成了众矢之的。 这场论战损害了他的名声，原本的文坛地位一落千丈。 工作上的挫折，让他在家中更加专制，凌叔华成了他发泄情绪的出口。 她的作品，他总是挑毛病，她的朋友，他总是看不顺眼。 凌叔华开始反抗，增加外出次数，扩大社交圈子，徐志摩、沈从文等人成了她的密友，在这些人面前，她才能畅谈文学，展现才华。 陈西滢对此深感不满，但无可奈何。 朱利安的出现，成了压垮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年轻，英俊，思想开放，真心欣赏凌叔华的才华。 在朱利安眼中，凌叔华不仅是美丽的女人，更是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这种认可，是陈西滢从未给过的。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他们一起研究中国画，讨论英国文学，朱利安会说些西方的新思想，凌叔华则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 精神上的契合，很快发展成情感依恋。 1936年初，他们的关系已经半公开，一起去北京，拜访齐白石求画，到沈从文家做客，文化圈里，大家心照不宣。 陈西滢假装不知。或者说，他在等待时机，直到那个下午，他推开朱利安的房门。 凌叔华面临抉择，离婚意味着什么？在1930年代的中国，一个离婚女人会成为社会的弃儿。 她还有女儿陈小滢，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父亲的庇护。 更重要的是家族颜面。凌家是名门望族，离婚会让整个家族蒙羞，父母会痛心，亲戚会指责。 权衡之后，她选择了回家，但这个选择是表面的。 她的身体回到了陈家，心却留在了朱利安那里，两人继续通信，偶尔见面。 陈西滢对此视而不见，他得到了想要的——妻子没有离开，家庭保持完整，至于她的心在哪里，他不再追究。 这是一种默契。一种悲哀的默契。 1937年，形势突变，西班牙内战爆发，朱利安满怀理想，决定参加国际纵队，他要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 凌叔华无法阻止，她只能目送他离开。 几个月后，噩耗传来，朱利安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 凌叔华的世界崩塌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以泪洗面，用苏轼的《江城子》悼念逝者，词句之间，尽是哀思。 这段婚外情彻底结束了。但陈西滢和凌叔华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他们开始分居，陈西滢接受了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英工作，凌叔华则在欧洲各国游历讲学。 两人很少见面。即使偶尔相遇，也形同陌路。 晚年，他们回到同一屋檐下，但那只是形式。 女儿陈小滢后来回忆，父母住在一起，却像两个陌生人，吃饭时各坐一头，谁也不看谁，房间分开，生活各自安排。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1970年，陈西滢病逝，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你母亲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这是他对这段婚姻最后的评价。 对陈西滢，她只字未提，他们最终合葬在一起。这是世俗的安排，不是心灵的归属。 一段婚姻，两个悲剧，陈西滢守住了形式，失去了爱情，凌叔华追求了自由，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