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不知道，《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是国歌创作者冼星海的学生，最初创作出《歌唱祖国》并投稿给《天津日报》后吃了闭门羹：《天津日报》觉得这首歌不太合适，就没有看法，并把这首歌还给了王莘。 1950年9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工人们日夜不停搭建着国庆典礼台。 红旗、标语、彩绸在秋风中飘扬。王莘站在人群中，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三十六岁的他，此时只是天津音乐工作团的一名普通干部，来北京采购乐器。 当晚，王莘挤上返回天津的列车，车厢拥挤，座位难求。 他站在过道，随着火车的摇晃，脑海中回响着白天看到的景象。 从口袋中摸出恩师冼星海，赠送的自动铅笔，他四下张望，最终从烟民手中要来一个空烟盒。 就在这摇晃的车厢里，王莘在烟盒背面写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火车到站时，《歌唱祖国》的雏形已经诞生。 回到天津，王莘彻夜未眠。 他反复修改曲谱，调整节奏，力求表达那种激昂澎湃的爱国情感。 9月20日，他将誊写好的乐谱和歌词装进信封，寄往《天津日报》，希望作为国庆献礼发表。 一周后，退稿通知送到了王莘手中。 "您的歌曲风格偏西化，不符合当前流行的五声音阶创作方向。"编辑在退稿说明上写道，"且因国庆稿件过多，暂不刊用。" "像外国歌。"这句评语刺痛了王莘。 他捧着退回的稿件，站在工作室中央，陷入沉思。 作为冼星海的学生，他深知中西音乐融合的价值，恩师曾教导他："音乐无国界，但音乐家有祖国。" 第二天，王莘自掏腰包，找到一家小印刷厂，油印了五百份歌谱。 带领音乐工作团成员分头行动，走进工厂、学校、码头、医院，一遍遍教唱这首歌。 在天津新华纱厂，工人们刚开始学唱时显得有些拘谨。 王莘索性爬上一张木桌，挥动双臂，带头高唱。 渐渐地，车间里的女工们跟着哼唱起来，三遍过后，整个车间响起了整齐的合唱。 码头上的装卸工闻声围拢过来，有人问："这是新编的民歌吗？"王莘摇头："不是民歌，是献给祖国的歌。" 退稿一个月后，《歌唱祖国》已在天津各处流传。 工人下班时哼唱，学生升旗时演唱，街头巷尾能听到孩童稚嫩的歌声。 歌曲顺着京津之间往来的人流，很快传到了北京。 1951年春，《人民文学》副主编、著名诗人艾青听到这首歌后，对原歌词提出修改建议。 他认为"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这句虽然表达了文化自豪感，但缺乏时代气息，建议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王莘接受了这一建议，同时将"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才得到今天的解放"，使歌词更具历史厚度。 修改后的《歌唱祖国》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民间飞速传播。 北京的一些大学生，自发组织合唱团，演唱这首歌。 工厂的文艺小组，把它编入节目单，人们甚至在未见过曲谱的情况下，凭耳朵传唱。 一天，著名音乐家吕骥，在一所中学听到学生们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被这首歌的感染力震撼。 他立即着手调查歌曲来源，寻找到了王莘。 1951年9月初，吕骥向文化部提交了推广《歌唱祖国》的建议，并很快送达周总理案头。 周总理亲自审听后，当即拍板："好歌！应当大力推广。" 9月12日，高层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广泛传唱《歌唱祖国》。 三天后，《人民日报》用近半个版面刊登了，歌曲全文及五线谱，并附文化部通知，将其列为国庆献礼曲目之一。 被报纸退稿的歌曲，一年后占据了报纸显著位置。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十万群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 站在人群中的王莘，眼眶湿润，恩师冼星海赠送的那支自动铅笔，被他珍藏在胸前口袋。 同月，毛主席在会议上接见王莘，连说三个"好"字，并赠予亲笔签名的《选集》。 从烟盒背面到全国传唱，从被单一报刊拒绝到国家领导人赞赏，《歌唱祖国》的传播轨迹，折射出艺术创作与时代共鸣的关系。 王莘的坚持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真正的艺术，最终会找到属于它的舞台。 即使是逆流而上，也能汇入时代的大河。 如今，每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很少有人知道它曾被退稿。 更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初诞生在一个烟盒背面，由一支恩师赠予的铅笔写就。 音乐如水，会找到属于它的河道。 王莘用行动证明：艺术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认可，而在于与人民心声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