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知青为了返乡，狠心抛弃了3岁的儿子和丈夫，没想到，43年后，她去医院看病，没成想医生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而她的丈夫也来到了北京。 1969年，19岁的晚霞被派到陕北一个偏僻的村庄。那会儿，上山下乡运动正火热，她和其他城里来的年轻人挤在火车上，颠了好几天才到地方。陕北的黄土高原跟北京完全是两个世界，村里没电没自来水，住的是土窑洞，晚上冷得牙齿打颤。刚开始，她干农活一点不会，手上全是血泡，吃饭只有粗面窝头，嚼得嗓子都疼。每天挑水得走好几里路，扁担压得肩膀肿得老高。村里人倒挺热情，经常送点自家种的红薯，可晚霞还是觉得这日子太苦了，晚上常偷偷想北京的家。 慢慢地，她开始适应了。村里安排她在小学教书，教孩子们认字、算数。教室就是一间破屋子，黑板裂了好几道缝，粉笔灰呛得她直咳嗽。可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她觉得这活儿比种地强多了。教书让她有了点盼头，也跟村民走得更近了。就在这时候，她认识了陈杜涛。杜涛是村长的儿子，个子不高，干活特别麻利，村里人谁家有事他都去帮忙。他对晚霞挺照顾，冬天会送她一捆柴火，夏天帮她修窑洞的门。两人慢慢熟了，晚霞讲北京的热闹，杜涛讲村里的老故事。 1975年，晚霞和杜涛结了婚。婚礼很简单，村里人凑了点粮食，摆了几桌粗茶淡饭。次年，他们生了个儿子，叫陈宇辉。宇辉小时候爱笑，胖乎乎的，村里人都喜欢逗他玩。 到了1980年，事情起了变化。国家出了政策，允许部分知青回城。晚霞的父母寄来一封信，说北京现在有机会考大学，让她赶紧回去试试。她拿着信看了好几遍，手都捏出汗了。回去，就能重新开始，可这一走，儿子和丈夫怎么办？她把信藏在炕头的箱子里，不敢跟杜涛说。可纸包不住火，杜涛还是发现了。他没吵没闹，只是问她想不想走。晚霞低着头，没吱声，但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没过多久，晚霞下了决心。她跟杜涛办了离婚手续，收拾了几件衣服，准备回北京。她坐上村里的卡车，杜涛送她到路口，递给她一包干粮，什么也没说。卡车开远了，晚霞回头看，村子已经淹没在黄土里。 回到北京，晚霞拼了命复习，考上了大学，学了教育专业，后来当了老师。她在城里找了个新对象，结了婚，又生了个孩子。可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50多岁时就离了。表面上看，她在城里过得还行，有工作有房子，可她从没忘过陕北的那个家。 2023年，晚霞73岁了，身体不太好，咳嗽老不好。她去了北京一家医院检查，挂了个专家号。护士喊她进诊室时，她瞟了眼门牌，上面写着“陈宇辉”。这名字让她心头一跳。她走进屋，医生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眼镜，低头写着什么。晚霞盯着他看了半天，越看越觉得像杜涛。她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是哪儿人啊？”医生抬起头，说自己是陕西来的，姓陈。晚霞手一抖，差点把病历本掉地上。她又问了几句，确认了眼前这人就是她43年前留下的儿子。 宇辉没多说什么，只是说自己这些年在北京工作，父亲杜涛也搬来了。晚霞听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她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儿子，更没想到杜涛也在北京。几天后，宇辉安排她和杜涛见了面。地点是宇辉的家，一个普通的公寓，桌上放着几盘家常菜。杜涛头发白了，背有点驼，但眼神还是那么沉稳。晚霞坐在他对面，手指攥着衣角，不知道该说啥。饭桌上，宇辉说了些自己的事，气氛才缓和了点。 这次见面后，晚霞和宇辉、杜涛开始慢慢接触。宇辉是医院的骨科医生，平时忙得脚不沾地，但他每周会抽空跟晚霞见一面。有时候是吃顿饭，有时候是去公园遛个弯。他跟晚霞讲自己的成长，讲杜涛怎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讲自己考上医学院的那些年。晚霞听着，话不多，只是点点头。她知道，宇辉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可他没抱怨，也没怪她。 杜涛这边，话更少。他搬到北京是为了离宇辉近点，平时住在一个老小区，种点花草打发时间。晚霞有次去看他，院子里晒着几盆月季，开得正艳。杜涛说，这些年他没再找人，就一个人过，觉得这样挺好。晚霞听着，心里沉甸甸的。她没资格多问什么，只能默默记着。 他们仨的关系慢慢近了些，但也没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宇辉对晚霞客气，但保持着距离。杜涛对她也没啥怨言，可那种熟悉感早就没了。晚霞搬到离宇辉医院不远的一个小公寓住下，屋里简单，床头放了张他们仨的合影，是前阵子拍的。照片里，三个人站得挺近，笑得有点僵，但好歹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