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中将赶到民政部，要求追认红34师6000多名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中将赶到民政部，要求追认红34师6000多名牺牲将士为烈士。某司长讲：“首长，按照规定，烈士追认必须有……。”韩伟中将怒斥：“34师就剩我1个团级干部了，我上哪里去找证明人……”   韩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秋收起义。1934年，韩伟担任了毛主席的首任警卫排长，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毛主席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军事生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特别是在长征期间的湘江战役，韩伟作为红34师的团级干部，见证了这一战役的悲壮。   红军在渡过湘江时遭遇重大损失，原有的8万兵力缩水至3万，红34师更是几乎全军覆没，仅韩伟一人幸存，这种深刻的体验让他对战友的牺牲感受尤为深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处于社会秩序重建和政策制定的关键时期。北京军区的办公室里，韩伟中将身着军装，坐在一间简朴的会议室中。房间内部陈设简单，墙上挂着几幅红色基调的革命宣传画，宣扬着新中国的建设精神。窗外是初秋的北京，层层落叶铺满了院落。韩伟的面前摆放着一叠关于红34师将士的文件和照片，每一张都记录了一段沉痛的历史。   韩伟来到民政部门，希望为红34师6000多名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争取烈士的正式认定。他曾多次提出申请，每一次都因为各种官僚程序和规定而被推迟或拒绝。这一天，他再次来到民政部，与一位负责优抚的司长进行交涉。   会议室内气氛紧张，韩伟与对方坐在长形会议桌的两端。司长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面容严肃，一副官僚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面无表情地对韩伟说：“韩将军，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按照规定，烈士追认必须有目击者的证明或者足够的书面材料。”   韩伟听后，情绪变得激动，他站起身来，双手重重地拍打桌面，声音响彻整个房间：“34师的将士们牺牲在抗日前线上，他们的血肉成就了抗战的胜利。现在只剩我一个团级干部，我上哪里去找证明人！这些战士不需要证明，他们的牺牲本身就是最大的证明！”   司长面对韩伟的情绪并没有太多动摇，他依然保持着冷静，回答说：“韩将军，我明白您的感受，但是不遵守规章制度，我们怎能为烈士们建立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呢？”他的语气虽然平和，但言辞间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官方立场。   气氛更加凝重了，韩伟深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坚持可能又将面临官僚体制的冷漠处理。他环顾四周，见到墙上那些鼓舞士气的宣传画，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力量。他决定不放弃，转而提出一个折中的提案：“如果按照常规流程难以操作，那么请司长协调，能否特批一个调查组，由我亲自带队到湘江，实地调查，收集战士们的牺牲证据。”   司长听后略显意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韩将军，您的决心我很敬佩。我可以帮您向上面汇报，尝试争取这个特批。但最终能否成行，还需要上级的批准。”   韩伟紧握双拳，内心充满了一线希望。他明白这只是第一步，前路仍旧艰难，但为了他的战友们，他愿意走到最后。经过数月的等待和努力，调查组终于获批成立。韩伟将军在组织这次历史的调查过程中，回到了多年前血战的湘江河畔。河水依旧，但岸边的风景已是物是人非。他和调查队伍在原战场一带挖掘历史的碎片，逐一访问当地的老人，寻找可能留存的证据。这个过程不仅是寻找物证，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度回顾和敬仰。   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韩伟遇到了一位年迈的老妇人，她的丈夫曾是红34师的一名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老妇人提供了一本破旧的日记和一些战时遗物，包括她丈夫的军用水壶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日记中记录了红34师的日常生活和惨烈的战斗，笔迹中透露出当时战士们的坚定和不安。   调查组将收集到的材料整理后，带回北京递交给民政部。文件包含了详尽的战斗报告、亲历者的口述历史、遗留的物品照片以及那些未曾寄出的家书。韩伟将军亲自参与了文件的整理工作，他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核，确保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在民政部，韩伟将军的坚持和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最终打动了决策者。文件的提交引起了部内高层的重视，他们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最终确认了红34师牺牲将士的英雄事迹和烈士资格。   政府决定在湘江战役发生地附近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红34师的6000多名将士。纪念碑设计简洁而庄重，碑面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名字，庄严肃穆地展现了他们的牺牲。   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韩伟将军作为主要发言人，他的演讲激动人心，回顾了红34师的英勇事迹和这次调查的艰难过程。他说：“这些勇士们的名字现在刻在石碑上，他们的精神将永存人心。”   韩伟将军的晚年时常回到纪念碑前，静静地思考和怀念。他知道，虽然历史不能倒流，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为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争取到了名誉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