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政府开始倡导“天乳运动”，若发现仍有妇女戴束胸，不论她是在外边还是在自己家，统统罚款50大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和思想解放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知识分子们开始大胆质疑传统，呼吁民主和科学。在这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妇女解放的概念也逐渐萌芽。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妇女一直被束缚在层层叠叠的布料之下。她们被要求用紧紧的束胸来压抑自己的身体，以符合所谓的＂端庄＂和＂贞洁＂。这种做法不仅让妇女们饱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更是严重危害了她们的健康。 1920年，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民国日报》就曾刊文指出，束胸对女性健康百害而无一利。文章呼吁妇女们解放自己的身体，摆脱束胸的桎梏。作者用犀利的笔锋写道:＂若不解放女性的乳房，不用等帝国主义列强过来侵略，我们自己就已经亡国灭种了！＂ 这一观点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张竞生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呼吁废除束胸的陋习。胡适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每个女性都选择束胸，那么谁还能做一位合格的母亲呢？＂他认为，束胸不仅危害妇女自身，更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与此同时，《新文化》杂志的创办者张竞生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指出，女性束胸以后便引不起男性的欲望了，从而影响到人类的进步和延续。他将此归咎于封建文化的残留，呼吁彻底废除这一陋习。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观点，犹如一股清流，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他们的文章在报刊上广为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解放妇女天乳，不仅关乎女性自身的健康和尊严，更关乎民族的未来和进步。 1927年3月8日，武汉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天乳运动＂。数十万名妇女走上街头，高喊口号，要求废除束胸，解放天乳。她们手举标语，振臂高呼，场面十分壮观。这场运动持续了20多天，影响深远。参与者们质疑男女不平等的现状，要求女性彻底解放，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武汉＂天乳运动＂的爆发，是妇女解放思想萌芽的集中体现。它昭示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妇女开始觉醒，开始勇敢地为自己的权益发声。这为之后国民政府推行＂天乳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武汉＂天乳运动＂的爆发，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妇女权益意识。国民政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决定顺应时代潮流，正式倡导＂天乳运动＂。 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项颇有争议的政策:若发现仍有妇女戴束胸，不论她是在外边还是在自己家，统统罚款50大洋！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天乳运动＂从民间自发走向了官方支持。 当时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天乳犯＂。那些执意不肯放弃束胸的妇女，被冠以这一称谓，成为了舆论和法律的双重打击对象。一时间，＂天乳＂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50大洋的罚款，在当时绝非一个小数目。它相当于大多数工人两个月的工资。这一严厉的处罚，体现了国民政府推行＂天乳运动＂的决心。政府意在通过经济杠杆，迫使妇女放弃束胸，加速＂天乳＂进程。 ＂天乳运动＂的开展，犹如一场妇女解放的革命。它冲击着传统的贞洁观，挑战着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勇敢地展现自己的身体，追求自由与平等。街头上，身着新式旗袍、袒露乳房的女性身影，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天乳运动＂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尴尬和阻力。一些妇女由于衣着暴露，在公共场合引发了不适。保守人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有伤风化。新旧思想的冲突，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天乳运动＂要想最终取得成功，还需要社会各界的适应和接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妇女们需要在解放与保守间找到平衡，而社会则需要以更开放、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变革。 就在＂天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新事物悄然而至，为这场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那就是从西方传入的＂乳罩＂。这一概念最初在大城市的歌星、影星和名媛间流行开来，然后逐渐辐射到整个妇女群体。 ＂乳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乳运动＂所带来的尴尬。它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折中的选择:既能实现＂天乳＂的目的，又能避免过度暴露带来的不适。许多妇女开始接受这一新事物，将其视为解放与保守间的平衡点。 ＂乳罩＂的普及，为＂天乳运动＂的深入推进扫清了障碍。它象征着一种新的女性意识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妇女们不再甘于被动的束缚，而是主动寻求身心的双重解放。这一变化，对于中国妇女走向自由平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天乳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它冲击传统，挑战保守，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而国民政府的倡导和＂乳罩＂的传入，则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新旧交替、多元碰撞中，中国妇女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