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在广州，有一条让外国商人非常痛恨的规定：“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起码明面上是这样的！否则，后果可能很严重！ 在清朝的广州，曾经有一条让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感到极其不便甚至愤怒的规定，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城。 事情要从广州一口通商说起。 乾隆皇帝在1757年下令，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的其他海关，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各国做生意。 于是全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出口，以及外国的银元、毛纺品进口，全都挤在了珠江边这片叫做“十三行”的狭小区域。 这里的行商富可敌国，交易额巨大，但朝廷对来华外商的管理也异常严格。 他们被规定只能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准学习中文，不准坐轿子，贸易季节结束后必须全部撤到澳门，不得在广州过冬。 而在所有规矩里，执行得最一丝不苟、最让外商感到别扭的，就是这条“番妇不得入省”的禁令。 在清朝官员看来，这条规矩有天经地义的理由，西洋妇女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在他们眼中实在有伤风化。 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社会隔离和文化防范措施。 1769年，几个英国商人悄悄将女眷带进了商馆居住。 当时的两广总督李侍尧，是个以手段强硬著称的官员，他得知后毫不含糊，直接派兵上门，将几名外国妇女押送出境。 不仅如此，与此事相关的行商、通译、买办也全部受到了牵连和处罚。 在他任内，这类事件被有效压制，外商们虽有怨言，却也无可奈何。 时间推移，矛盾不断积累。 作为回应，清廷在道光十一年将旧有的管理章程修订扩充为《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其中第二条便明文重申严禁番妇进入广州，巡查和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 然而真正将这条禁令引发的冲突推向高潮的，是1830年的“盼师夫人事件”。 盼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新任大班，性格强硬，对清朝的种种限制早已满腹牢骚。 这年十月，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事，他不仅自己从澳门来到广州，还公然带着他的夫人和一名女仆，乘着轿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英国商馆。 这不再是偷偷摸摸的试探，而是一次公然的、旗帜鲜明的挑衅。 消息传到两广总督李鸿宾耳中，但处理起来却比他的前任李侍尧要棘手得多，盼师不是普通商人，他是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最高代表，背后牵扯着巨大的商业利益。 于是李鸿宾将压力传递给了另一个人，十三行的总商，伍秉鉴。 伍秉鉴商名“浩官”，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家资巨万，与欧美各大商行都有深密的生意往来。 总督的命令很明确，让伍秉鉴去解决这个难题，让盼师夫人离开。 伍秉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找到盼师，好言相劝，陈明利害，指出如果因此事导致贸易完全中断，对双方都是巨大损失。 但盼师态度坚决，拒不妥协，甚至从外海调来了武装商船，与珠江沿岸的清军炮台形成对峙，局势一触即发。 伍秉鉴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场僵局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化解。 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对盼师激化矛盾的行为十分不满，认为危及了整个对华贸易，于是将其解职。 新任大班态度相对缓和，在伍秉鉴的反复周旋下，盼师夫人最终离开了广州。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此事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事后，清廷不仅没有放松管制，反而在修订的章程中将禁令写得更加死板。 在外国商人眼中，这充分体现了清朝体制对商业的轻蔑。 “番妇入城”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关于家庭团聚或生活便利的诉求，而上升为一种对“平等”、“尊严”和“权利”的象征性争夺。 近十年后，中英之间因鸦片问题累积的矛盾总爆发，鸦片战争的炮火最终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并且明确规定，准许英国家属在通商口岸居住。 那条执行了九十一年、引发无数摩擦与争议的“番妇禁令”，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正式成为了历史。 而曾经显赫一时、作为这段历史核心舞台的广州十三行，也在后来的战火与动荡中逐渐湮没。 今天，那里已是繁华的服装批发市场，往日的恩怨与纠葛，早已消散在时光的尘埃里。 回望这段历史，那条关于女性的禁令，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两个帝国在贸易、文化与权力认知上难以调和的碰撞。 主要信源：中国清史研究所：《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