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去中国化：重新构建了民族主义，却造成了越南文化的断层 你要是只看地图，会觉得中越关系很“天然”：山挨着山，河连着河，货车和集装箱每天排队过口岸。可你要是再往里看一层，会突然冒出一种说不清的别扭——经济越走越近，文化却像被人硬生生掰开过。 越南那条“老街—河内—海防”的铁路项目总被反复提起。越南国会在2025年2月19日通过了投资主张决议，线路从老街边境口岸一带出发，经河内到海防（并延伸至下龙），总投资大约203.2万亿越盾（约83.7亿美元），被定位为北部经济走廊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条线一旦跑顺了，往北接到中国云南方向的通道意义就很明确：制造业、港口、边贸，会被更高效地“焊”到一起。 可越南这边的“焊接”，很多时候只发生在钢轨上。 我在河内文庙看过那一排排“进士碑”的资料说明：那些碑刻记载了从1442到1779年科举中进士的姓名与籍贯，碑文用的是汉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 这事儿很有冲击感：越南把它当作国家文化的荣耀，但大量普通年轻人面对这些字时，需要翻译、需要导游，甚至需要手机识别。祖先留下的“母语文献”，突然变成需要转译的“外语古董”，这就是断层最直观的一刀。 很多朋友喜欢把这种变化一口咬定为“越南去中国化”。这说法情绪很足，但要讲清楚，就得把时间轴拉长，别把复杂历史压成一句口号。 越南过去很长时间确实处在“同文”体系里：官方文书、科举教育主要使用汉字，同时也发展出了用汉字结构拼出来的本土文字字喃，像《金云翘传》就是用字喃写的经典。 也就是说，越南并不只是“借用”，它是在汉字系统上做了本地化生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树长在同一片文化土壤里，枝叶有自己的形状，根系却共享着同一套文字逻辑和经典体系。 转折点来自殖民统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叠加。 拉丁化的“国语字”最初由欧洲传教士为记录越南语而发展，法国殖民当局在20世纪初把它推向公共教育与行政体系，并逐步替代汉字/字喃的地位；同时，殖民政权废止了传统科举体系，改造学校制度，形成新的语言与权力结构。 这一步很关键：文字不只是书写工具，它还是上升通道。当传统读书人的路径被切断，新的教育体系用新文字发放机会，社会就会迅速换轨。 而越南在独立后的民族主义叙事里，国语字又进一步被强化成“现代国家”的标配。站在越南内部视角，这并不难理解：国家要统一教育、普及读写、建立行政效率，拼音化文字确实更省成本。问题在于，当你把旧文字系统一刀切掉，旧系统里沉淀的那套典籍、诗文、谱牒、碑刻、寺庙匾额，也就被一起“封存”了。你赢得了现代动员能力，却付出了文化连续性的代价。 这代价并不抽象，它会跑到现实里“找你算账”。 比如今天越南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非常硬。越南工贸部的官方信息显示，仅2025年前7个月，越南自中国进口就达到1014.5亿美元，占越南总进口的40.2%；同期越中贸易额超过1360亿美元。你看这数字，就知道越南制造业的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很大一块都要从中国来。再加上北部工业区与海防港的联动，那条老街—河内—海防的铁路为什么被越南当成“命脉”，就不难理解了。 可文化层面呢？很多越南年轻人春节照样过，祖先照样拜，寺庙照样香火旺，生活习俗里大量元素仍然带着东亚汉文化圈的影子。只是当“文字—经典—教育”这条链条断了，很多东西只能以“习俗碎片”的方式保存，难以回到系统性传承。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很拧巴的状态：生活方式很熟，文化文本很陌生；对外做生意越来越离不开，对内谈身份又要强调区隔。 我特别能理解越南为什么要“重构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从殖民体系走出来的国家，都要回答“我是谁”。在越南的语境里，选择国语字既是现代化工具，也是一种“新国家叙事”的零件。它确实帮越南更快普及教育、建立统一行政语言，还把旧精英体系拆解了。只是民族主义如果过度依赖“切割过去”来证明自己，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空心化：历史在那儿，你却越来越读不懂它。 再把镜头拉回铁路工地，你就能体会我说的那种荒诞感：钢轨在加密，集装箱在加速，越南和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像“同一条供应链上的邻座”；但在文化上，越南社会的多数人已经无法直接进入自己的古典档案库。文庙碑刻上的汉文，曾经是越南精英的共同语言，如今成了需要翻译才能理解的“遗产展品”。 更现实的是，随着中越经贸绑定继续加深，越南社会会越来越频繁地与中国发生“技术与市场层面的高密度接触”，而文化层面的陌生感会不断冒出来当成本：沟通成本、误读成本、身份焦虑成本。 说到这儿，我反倒希望我们看这件事时别只喊“去中国化”这种大词。越南今天的处境，更像是：它想把自己放进全球化里，又不得不回到东亚产业链里；它想用现代民族主义讲清“我是谁”，又绕不开历史留下的同文记忆。钢轨能把城市连起来，但文字断层留下的空白，没那么容易靠一两代人补齐。 地缘可以拉近，文化断层不会自动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