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欧洲国家，杀人犯多是被关到死，而不是推上刑场。法国1981年才废除死刑，成了西欧“压轴”；美国试图跟进，到现在很多州还保留。 这股风不是哪天突然“讲人权”讲出来的。18世纪，贝卡利亚写《论犯罪与刑罚》，提出生命权天赋，公民从没把生杀大权交给国家，法律一边禁杀一边自己杀，说不通；伏尔泰、雨果在作品里跟着质疑。基督教传统又提醒：命属于上帝，梵蒂冈说死刑是在攻击生命的神圣性。与此同时，一桩桩冤案被翻出来，不少死囚有精神问题，社会开始害怕“杀错人”。 观念之外，还有制度博弈。法国大革命时断头台天天开工，证明权力一旦拿到“合法杀人证”，很容易从惩罚滑向滥杀，成了废死派的反面教材。等到“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类替代方案成熟，既能永远关住危险分子，又给纠错留点空间，不少国家慢慢接受：与其让国家用一次性的方式处置生命，不如承认——哪怕再恨一个罪犯，国家也没资格彻底夺走他活下去的那点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