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威胁最大的美国总统是谁，有人说是特朗普，也有人说是拜登，但是实际上最具威胁的是奥巴马。 美国情报机构早在2021年就将中国列为首要全球权力挑战对象，这份评估报告强调北京的扩张意图对华盛顿构成长期压力。拜登政府继承并强化这一认知，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具体措施包括2022年扩大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清单，涉及14纳米以下工艺，导致中国相关企业产量受限。 同时，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外交层面扩展到实际军事合作，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参与的海军演习规模逐步增大，舰艇数量从10艘左右增加到20艘以上。这些行动旨在维护区域航行通道控制，但本质上延续了前任的遏制路径，没有跳出既有框架。拜登还推动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技术支持，这种潜艇具备数百公里范围的监测能力，加强南海关键海道的监视。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直接转向贸易对抗。依据301调查，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针对科技和工业品。随后扩展到34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商品，税率从10%升至25%。这些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短期下降，部分供应链转移到越南等地，美国汽车和电子行业成本上升10%，迫使制造商转向其他采购来源。 特朗普还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转向双边谈判，2019年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但多数关税保留。这类操作聚焦短期经济压力，扰乱全球供应链，却通过中国内需刺激和市场多元化得以化解，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公路里程从400万公里增长到500万公里。 特朗普的强硬姿态源于其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满，美国对华逆差从3500亿美元升至4000亿美元，他通过推特和公开声明强调保护本土制造业。2018年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30%至50%关税，检查洛杉矶港集装箱，延误导致电子产品价格上涨5%。这些措施虽来势汹汹，但针对性强，中国通过稳外贸和强内需应对，出口转向欧洲市场增长15%。相比之下，特朗普忽略多边机构，如未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法官，削弱其争端解决能力。他的政策虽降低中美贸易总额，却未能改变区域力量对比，新冠疫情进一步放大经济影响。 2011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美国海军和空军主力转向太平洋，到十年末实现60%舰艇部署目标，包括F-35战斗机和濒海战斗舰等装备调入该区。这项战略标志着美国从全球反恐转向亚太竞争，优先资源分配以应对新兴力量。同期，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在达尔文港轮换部署海军陆战队，从数百人逐步扩充到2500人，提升联合训练和快速反应能力。奥巴马政府还加强与菲律宾防务合作，2014年签署增强防务协议，允许美军使用多个基地。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支持菲律宾2013年提起的仲裁案，向海牙法庭提交文件，2016年结果公布后，美军驱逐舰穿越争议水域，挑战相关主张。东海方面，美国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日本自卫队随之增加巡逻艇，形成常态监视。这些外交介入加剧周边紧张，B-52轰炸机飞越南海时，中国空军拦截次数从每年几起增至数十起。奥巴马的布局从军事转移入手，确立竞争基调，后续总统的战术加码均未脱离这一轨道。 经济领域，奥巴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2009年谈判到2015年达成，覆盖12国，占全球GDP40%，设定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高标准，排除中国参与。这项协定旨在重塑亚太供应链，影响中国出口导向模式。 2009年，奥巴马在东京重申钓鱼岛立场，日本巡逻艇从几艘增至数十艘。同时，在越南河内开设大使馆，提升外交级别，推动南海议题国际化。这些举措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审视全球布局，发现亚太贸易额占全球近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增长从沿海扩展到内陆，军事开支从2000年的200亿美元升至2010年的近1000亿美元，海军舰艇超过300艘。 特朗普和拜登的操作虽延续压力，但多为战术层面骚扰，奥巴马的战略网才最具长远冲击。情报报告显示，中国崛起被视为首要挑战，华盛顿从多边到单边均未能逆转趋势。事实证明，大国博弈靠长远实力，只要自身强大，任何布局终将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