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日子里，东北在满清统治者眼中，是“龙兴之地”——不许任何人踏足，不许一寸土地被惊扰。直到清廷割让外东北，这才如梦初醒、慌了神。 这“龙兴之地”的说法，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起兵就开始了。后金、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把长白山、盛京一带视为祖宗发祥的根基，立下严规：汉人不得随便迁入，关内百姓更不准开垦那里的土地。朝廷在柳条边设卡，派兵巡查，越界者轻则鞭笞，重则流放。理由是怕破坏风水，更怕汉人占去“龙脉”的地气。 可这种封闭，到19世纪中期就维持不下去了。沙俄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不断渗透，修据点、设贸易站，甚至直接派兵驱赶当地渔猎民族。清廷起初还抱着“祖宗之地不可失”的念头，只做些象征性交涉，没真正派兵驻防。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一签，外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给了俄国。消息传到北京，不少满族王公才第一次在地图上认真看那片“龙兴之地”的北部，发现已经成了别人的疆域。 恐慌是慢慢扩散的。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奏，说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驱逐居民，烧毁房屋，当地旗人和鄂伦春猎户无处可去。朝廷这才下令开放部分边地，允许关内汉人前往垦殖，用“实边”来抵挡俄国进一步南下。可这时候的东北，已不是当年的封闭禁区，而是一块被外力硬生生切走一块的残局。 更讽刺的是，清廷此前严禁汉人进入，是为了保持满洲“血统”和习俗的纯粹，可真到失去外东北，才想起要依靠汉人充实人口、守卫疆土。流民、商贩、退伍兵一批批进入吉林、黑龙江，开荒种地，建村立镇，把原来人烟稀少的“龙兴之地”，渐渐变成农耕和商贸并重的区域。到光绪末年，东北人口结构已和清初完全不同，满汉杂居，汉人成了主体。 这种转变，在政治上也埋下了伏笔。辛亥革命时，东北的旗人势力早已不像清初那样稳固，地方军政多由汉人掌控。张作霖就是从这时崛起，靠着剿匪、维持治安，一步步掌控奉天，后来成了北洋政府举足轻重的人物。试想，如果清廷早点打破“龙兴之地”的禁令，鼓励移民开发，或许在面对沙俄侵略时，能有更强的民间基础和自卫力量，不至于在谈判桌上束手无策。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自以为守住了祖宗风水，其实是错过了时机；等到枪炮顶到家门口，才慌忙打开大门，引入人力物力补救，可失去的土地再也回不来。外东北的丢失，不只是领土的缩减，更是清廷固守陈旧观念的代价。 东北的例子，也给后人提了个醒：守护根基没错，但不能用封闭和对现实的逃避来守。真正的根基，要靠开发和团结来巩固，不是靠不让别人踏足来维持。等到梦醒了再去补救，往往只剩亡羊补牢的无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