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里发现4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一支工作队在哀牢山执行任务、清理残匪的时候，本来没指望能有啥意外发现，结果循着奇怪的脚印和微弱的烟火痕迹，在深山老林里撞着了这么一群“神秘人”。 一开始队员们都懵了，这哀牢山海拔一两千米，常年云雾缭绕、气候阴冷，这群人身上裹的不是布料，要么是晒干的树叶，要么是粗糙的兽皮，勉强能遮羞，男男女女加起来足足有4万，分散成一个个小部落，藏在密林深处，跟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后来慢慢调查才知道，他们就是苦聪人，祖上是古时氐羌的一支，从西北迁徙到哀牢山，一住就是上千年。 为啥会把自己藏得这么深？说白了就是怕，以前避战乱、避压迫，后来近代有国民党残部骚扰，更是让他们对外人充满了戒备，久而久之，就彻底躲进了深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日子，慢慢也就忘了山外还有不一样的世界。 他们的日子，说苦都不足以形容，简直是原始到了极点。没有固定的房子，随便砍几根树枝、铺几片芭蕉叶，搭个低矮的草棚，四面漏风，下雨的时候浑身湿透，冬天只能靠着火塘勉强取暖，晚上赤身裸体挤在火塘边，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吃的更简单，全靠老天爷赏饭，平时挖点植物根茎、摘点野果、采点蘑菇，运气好的时候，用石头磨的刀或者简单的陷阱，捕到几只小鸟、小兽，就能改善一顿伙食。他们也试着种点玉米，但都是刀耕火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箩”，根本不够吃，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他们还没见过盐，平时想尝点咸味，只能找那种盐水藤，煮点水喝，那点淡淡的苦咸味，在他们眼里就跟宝贝一样。 解放军发现他们的时候，这帮苦聪人警惕性极高，见了外人就跟见了天敌一样，扭头就跑，队员们追了好几天，才勉强找到他们的临时营地。一开始沟通都是难题，语言不通，苦聪人又怕得要命，以为又是来抓他们的，死活不肯露面。 工作队也不着急，每次进山都带着盐巴、粮食和药品，不催不逼，就蹲在他们的营地附近，帮他们处理伤病，挑出伤口里的虫子，跟他们一起吃野果、围着火塘聊天，慢慢的，苦聪人才放下了戒备心。 1956年8月，军地联合工作组正式进山，带着更多的物资，想劝他们搬出深山，过正常人的日子。可苦聪人祖祖辈辈都在山里生活，早就习惯了游猎迁徙的日子，一开始根本不适应山下的生活，好几次搬出去又偷偷逃回了山林，前前后后搬了六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工作队也有耐心，跟着他们一起打猎、一起生活，用火塘对歌的方式教他们说汉语，手把手教他们用锄头挖地、按二十四节气种庄稼，还把耕牛、种子、铁锅、衣服这些生活必需品，挨家挨户送到他们手里。 周围的哈尼族、傣族乡亲也过来帮忙，让出部分水田，教他们耕田插秧，教他们盖房子、织布。 1959年，新华社还专门报道了苦聪人的情况，一篇《苦聪人有了太阳》的通讯，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里面说有个叫塔则的苦聪老人，接过工作队给的棉毯，激动得老泪横流，他活了几十年，从来没穿过棉衣、盖过棉被。 那一年，苦聪人的头人还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电梯，吓得不敢进，以为是会吃人的铁笼子，看到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居然拿石头去砸，这些趣事后来在寨子里传了好久，也能看出来，他们融入现代生活有多不容易。 到1963年，一共有3739名苦聪人搬出了山林，开始定居生活。可适应的过程并不顺利，有些苦聪人一时接受不了山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偷偷跑回山里打猎，1996年春节，地方政府还得送救济粮上山，因为他们不愿意下山背粮。 直到1998年，云南省政府拨出专款，实施“155温饱工程”，花了五年时间，解决了5000名苦聪人的温饱问题，这才慢慢让他们安下心来。 1985年，苦聪人被正式认定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主要聚居在金平、镇沅等县。后来随着脱贫攻坚战打响，国家又投入了大量资金，帮他们建新房、修公路、通水电、建学校和医院，解决了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以前靠野果捕猎为生，现在种上了香蕉、澳洲坚果，养起了牛羊，不少人还外出打工、搞养殖，住上了二层小楼，用上了智能手机、冰箱、洗衣机，出门骑摩托车，有的还买了小轿车。 说到底，这不是什么奇迹，就是因为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任何一个兄弟民族，不管他们藏得多深、过得多苦，都会拼尽全力找到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过上好日子。 现在再去哀牢山的苦聪村寨，早就看不到当年的草棚和裸身的村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楼房、宽阔的马路，还有村民们脸上的笑容，这大概就是最真实的民生温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