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有个挺有意思的心态。 他们觉得自己是“雅利安人”——“伊朗”这名字本身就

伊朗人有个挺有意思的心态。 他们觉得自己是“雅利安人”——“伊朗”这名字本身就是“雅利安”的意思。在他们眼里，自己是正宗的白人，跟欧洲那些国家算得上亲戚。印度那些高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往上数几代也是雅利安人。 这么一想，伊朗人和印度高种姓，骨子里那股劲儿还真有点像——都觉得自己高贵，都瞧不起别人，都巴望着被西方接纳。 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新石器时代，原本生活在乌拉尔山南部草原的雅利安游牧部落，开始向亚欧大陆各地扩散。 其中一支辗转来到伊朗高原，与当地族群融合后，建立起繁荣的波斯帝国，雅利安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成为这里的核心底色。在古波斯语里，“雅利安”不仅是族群称谓，更逐渐衍生出“高贵”的含义，这种认知慢慢沉淀下来，成为伊朗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支点。   印度高种姓的雅利安印记，同样来自这次漫长的迁徙。比伊朗雅利安人稍晚几个世纪，另一支雅利安部落穿过阿富汗，进入南亚次大陆的旁遮普平原。 作为外来征服者，他们为了巩固统治，创造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就是后来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些高种姓，正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他们直接将“雅利安”与“高贵”绑定，在梵文里，“雅利安”一词明确对应着尊贵的身份，与“非雅利安”形成鲜明对立。 更有意思的是，伊朗的古圣典《阿维斯塔》和印度的《梨俱吠陀》里，部分最古老的内容高度契合，这背后是两个族群共同的雅利安根源，也为他们相似的心态埋下了伏笔。   这种共同的起源，催生了彼此相通的优越感。伊朗人的高贵感，既来自雅利安人建立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也源于他们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区分。在他们的认知里，自己是正宗的雅利安后裔，是印欧语系族群的重要分支，这种身份让他们在文化上保持着独特的自豪感。 而印度高种姓的优越感，则通过种姓制度被彻底固化。《摩奴法典》将高种姓的地位神圣化，宣称他们源自“原人”的头部和双臂，天生就该占据社会顶端。 这种从根源上确立的等级差异，让高种姓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俯视他人的心态。两者的优越感本质上都是对自身“雅利安血统”的肯定，是将历史身份转化为现实心态的直接体现。   这种优越感进一步延伸出对外部群体的疏离与轻视。伊朗人在中东地区的文化语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性，他们不认同阿拉伯族群的文化主导，坚持自身的雅利安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上的排他性，自然转化为对周边群体的距离感。 印度高种姓的轻视则更为直接，种姓制度划定了严格的社交边界，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禁止接触，这种长期的社会隔离，让高种姓群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低种姓群体天生“不洁”，不配与自己平等相处。两种心态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源于对自身身份的过度强调，进而产生的对异质群体的排斥。   而渴望被西方接纳的诉求，同样与雅利安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从语言根源来看，英语、德语、法语等欧洲语言，与伊朗的波斯语、印度的梵语同属印欧语系，有着共同的语言祖先。这种深层的语言亲缘关系，让伊朗人和印度高种姓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与欧洲人是“亲戚”，本该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子。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地位，更强化了这种渴望。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就曾大力推行西化改革，试图融入西方体系，即便后来经历了革命，这种文化上的亲缘感和对西方认可的渴望，也没有彻底消失。   印度高种姓的西方情结，则更多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英国殖民时期，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刻意强化了高种姓的雅利安血统认同，将他们视为“与欧洲人同源”的群体。 这种殖民时期的互动，让高种姓群体逐渐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渴望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 他们在教育、生活方式上主动向西方靠拢，本质上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确认自身雅利安身份的价值，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渴望背后还藏着一种身份焦虑。伊朗人既想保持自身的雅利安文化独特性，又希望被西方主流接纳，这种矛盾让他们在与西方的互动中时常显得纠结。 印度高种姓则面临着现代社会对种姓制度的批判，他们需要通过西方的认可，来证明自身身份的合理性。两种群体的诉求，本质上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古老身份的坚守与对外部认可的渴求。   这些心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整体，既带着古老历史的印记，也反映着现代社会的复杂现实。它们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背后藏着一个族群对自身身份的不断确认与追寻，这种追寻跨越了地域和时代，成为理解这两个群体行为逻辑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