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通房丫鬟，其实就是主子行房时候的工具，一整晚都得守在床边，主子需要时，得赶紧递汗巾，点安神香，手脚麻溜地帮忙宽衣解带。她们甚至连“人”都算不上，只是封建大宅门里一个会呼吸的家具，一件随时可供取用、也随时可被丢弃的活工具。 封建大宅门里一个会呼吸的家具，一件随时可供取用、也随时可被丢弃的活工具。通房丫鬟的卧房大多与主人的内室相通，一道小门就能让她们随叫随到，这种空间设计从一开始就把她们的“工具属性”钉得死死的。 她们夜间不能睡踏实，得守在床侧的小榻上或脚踏边，眼睛半睁着留意帐内动静。主人行房时，她们得屏住呼吸，听到动静就立刻起身，递上温热的汗巾，或是快速点燃安神香，动作不能有半点拖沓。 男主人宽衣解带需要搭把手，她们就得上前精准伺候，不能碰错地方也不能慢半拍，稍有差池就可能招来呵斥。 她们的存在从不被当作隐私阻碍，主人夫妇面对床边的她们没有半分避讳。封建礼教里，这些丫鬟本就不算独立的“人”，《大清律例·户律》明明白白写着，婢女即便被主人收用，身份依旧是奴婢。主人看待她们，就像看待屋内的桌椅烛台，只是多了些伺候的功能，谈不上尊重更谈不上平等。 通房丫鬟的来路从来由不得自己，要么是小姐出嫁时的陪嫁滕婢，作为“活体嫁妆”跟着进府，要么是府里提拔的普通丫鬟，因模样周正、性子温顺被选中，还有些是贫苦人家卖入府中的女儿，为了生计被迫签下卖身契。 她们十二三岁就可能被安排伺候，经过调教后完全适应主人的作息和要求，把自己活成了精准运转的侍奉机器。 她们做着妾室的部分事，却得不到半点名分。不能和主人同桌吃饭，见了正室、妾室得立刻行礼问安，连说话都要低着头。 即便侥幸怀上孩子，生下来也是庶出，子女不能叫自己母亲，她们也没有抚养的主导权。 更关键的是，她们的命运全凭主人一念之差，新鲜感褪去或是得罪主母，转卖、指婚小厮甚至被逐出家门都是常事。明代就有记载，一通房丫鬟因怀孕遭主母嫉妒，被毒打流产后卖入妓院，最终香消玉殒。 少数人盼着“母凭子贵”晋升为妾，可即便成功，地位依旧低下，还是要受制于正室，子女也难与嫡子抗衡。 更多人只能在府里熬到年老色衰，被打发到偏僻角落做杂活，孤独终老无人问津。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婚姻自主权，甚至没有表达痛苦的权利，在深宅大院里无声无息地活着，又无声无息地消失。 这种制度的本质就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极致物化，男主人用她们满足私欲，女主人借她们巩固地位，家族靠她们增添生育筹码，唯独没人在乎她们作为“人”的感受。她们的存在印证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残酷，也暴露了旧时代女性的悲哀。 那些藏在帷帐后的身影，那些深夜里的默默值守，不是什么温情侍奉，只是一场被制度裹挟的、没有选择的悲剧。她们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封建时代底层女性的缩影，是被权力和礼教碾压的无声血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