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至大年间的洛阳午后，闷热的空气裹着浴房里的水汽，把一代文宗姚燧的老态烘得愈发明显，这位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和虞集并称“文坛双璧”的大人物，赤条条坐在浴桶里，任由年轻侍妾温软的手指擦过脊背，古稀之年的迷离被这片刻的温存勾了出来，全然没料到，这场偶然的温存，会变成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博弈。 76岁的姚燧，早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笔下写尽了文人风骨，朝堂上享尽了尊崇，可在自家深宅里，却被侍妾一句“若我身怀六甲，谁能证我清白？”拽回了现实，这声质问里，没有半分娇羞，全是底层侍妾的清醒和求生欲，放到今天看依然让人脊背发凉，而这一切，都得放在元代豪门的规矩和侍妾的卑微处境里，才能看清背后的冰冷。 先说说姚燧的身份分量，能被称作“当朝文宗”，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放在元代，那可是顶尖的文化权贵，相当于现在的文坛泰斗兼皇帝身边的核心文秘，连朝堂诏令、典章文诰都要出自他手，这样的人物，家里的姬妾奴仆自然不在少数。 根据元代的社会规矩，权贵阶层纳妾、豢养侍妾是常态，忽必烈时期虽曾规定庶民40岁无子才可纳妾，但权贵们根本不受此限制，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光妻子就有26个，每个妻子都配有庞大的帐幕和上百奴仆，更别说地位更低的侍妾了，而姚燧作为文坛和朝堂的双重权贵，家里的侍妾数量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元代权贵的普遍配置来看，少说也有十几人，这些侍妾大多出身卑微，要么是被买来的良家女子，要么是罪臣之女没入府中为奴，身份连普通奴仆都不如，在主人眼里，和一件可随意处置的器物差别不大。 元代的侍妾，法律地位极低，根据《元典章》记载，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侍妾若为贱籍，主人可随意买卖、赠送，甚至打死，只要不是故意杀害良人出身的侍妾，基本不会受到惩罚。 澎湃新闻记载的元代失林案就很典型，失林被强娶为妾后，丈夫不仅想将她从妾贬为驱奴，还想将她带出元朝控制区随意处置，而失林即便告到官府，也因双方族群不同、自身地位低下，最终无法得到公正判决，只能任由摆布。 这就是元代侍妾的真实处境，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尊严，更没有话语权，一旦触怒主人，或是对主人的家族利益造成威胁，下场只会无比凄惨，要么被杖毙，要么被卖到偏远地区，永世不得翻身，而侍妾怀孕，恰恰是最可能触动主人家族利益的事。 姚燧76岁高龄，早已儿孙满堂，他的家族势力庞大，正妻和嫡出子女掌握着家族的核心利益，若是一个卑微的侍妾怀了姚燧的孩子，哪怕是真的，嫡出一脉也绝不会承认。 沈起凤《谐铎》中记载的襄阳韦某侍妾阿紫的案例，就和这件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阿紫与他人私通怀孕后，生怕被主人发现处死，只能联合情人设计骗局，谎称是娈童怀孕，再将孩子说成是自己所生，才勉强保住性命和孩子。 而姚燧身边的这个侍妾，显然比阿紫更清醒，她没有等怀孕后再想办法，而是在事发第二天就主动索要证物，因为她太清楚，以自己的身份，没有姚燧的亲口承认和凭证，一旦怀孕，嫡出一脉必然会污蔑她与人私通，到时候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只会像草芥一样被处理掉，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或许有人会调侃，一代文宗，怎么会被一个侍妾“拿捏”，可实际上，这根本不是拿捏，而是侍妾的破釜沉舟。 姚燧虽然年迈，但他心里清楚，侍妾说的都是实话，他身为文坛领袖，注重名声，若是家里出现侍妾因怀孕被污蔑私通而惨死的事，传出去只会有损他的声誉，甚至影响朝堂仕途；再者，76岁还能有子嗣，对古人来说也算一件“喜事”，他未必愿意轻易放弃这个可能，更不愿意背负残害子嗣的骂名。 而侍妾索要证物，看似是在“要挟”姚燧，实则是在为自己和未来可能的孩子求一条活路，她不要名分，不要钱财，只要一个能证明孩子身份的凭证，哪怕只是一句承诺、一件信物，也好过将来被随意处置。 这场发生在浴房水汽中的博弈，从来都没有温情可言，姚燧的一时兴起，在他眼里或许只是老年生活的一抹调剂，可在侍妾眼里，却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 元代的豪门深宅，从来都是冰冷的利益场，嫡出与庶出、主人与侍妾，每一层关系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较量，姚燧作为既得利益者，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笔下的风骨与温情，在自家宅院里，竟然抵不过一个侍妾的清醒质问。 这个侍妾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也摸准了姚燧的软肋，没有沉溺于一时的温存，而是第一时间为自己铺好了后路，哪怕这条路依然充满未知，但至少比坐以待毙要强得多，这也恰恰是这场博弈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在绝对的身份差距面前，连温情都成了博弈的筹码，连求生都要拼尽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