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除夕夜，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被特务绑在床上。这群恶魔扒下她的裤子、从大腿注射毒药。为了阻止她绝食，还拼命地往她嘴里灌稀饭。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她死得太体面。 特务们其实早就被逼到墙角了。谢葆真被关在狱中，靠绝食抗议撑了整整一个半月，人从原来一百二十斤瘦到连八十斤都不到，却始终不肯低头。眼看她怎么折磨都不屈服，这些人终于不装了。1947年除夕夜，他们打着“给她治病”的幌子动了杀心。 那天晚上，特务假扮成医生闯进牢房，把谢葆真死死按在床上，强行脱下她的裤子，从大腿注射药物。表面说是治疗，实际上却是处决。真正的背景，是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这个女人可以死，但绝不能死得体面。 谢葆真的脾气刚烈得很，在狱中天天痛骂特务，有时连饭碗都抡起来砸人，让看守又怕又恨。更让他们头疼的，是她的身份和经历。她十三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资历比后来很多元帅还早，在杨虎城身边潜伏和工作了十多年，是货真价实的“老资格”。在蒋介石心里，西安事变这笔账，一直没放下，而谢葆真正是他认定的“关键人物”。 蒋介石始终固执地认为，杨虎城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中“倒向共产党”，完全是受了妻子的影响。当年地下党截获的密电，是谢葆真交给杨虎城的，让他知道自己已被刘茂恩监视；蒋介石索要党员名单时，也是她出主意，让杨虎城用拖延、敷衍的方式应付过去。这些事，蒋介石一桩桩都记在心里。 到了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接连失利，蒋介石怒不可遏，偏执地把战局不利的原因，追溯到十年前的西安事变，觉得正是那次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多年积压的怨恨，最后全都算到了谢葆真头上。 1947年2月8日，正是农历除夕，外面鞭炮声不断。几名穿着白大褂的特务冲进牢房，五六个壮汉按住她的手脚，一支又粗又冷的针头扎进大腿。药液推入体内不到十秒，她双眼猛地睁大，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即气绝身亡。 事后曝光的狱方医疗记录显示，当月军医张静甫违规领用了大量氯化钾。这种药物一旦过量注射，会直接导致心脏骤停，人在死亡前会承受极大的痛苦。这正是特务想要的效果——不让她死得干脆，更不让她死得“光荣”。 更残忍的是，在注射之前，他们还强行往她嘴里灌稀饭。原因很简单：她已经绝食一个半月，特务怕她先被饿死，那样反而显得悲壮。他们非要用毒药结束她的生命，让她像“罪犯”一样屈辱地死去。 在杨家山监狱里，谢葆真的抗争远比常人想象得激烈。她曾假装欣赏护士的金戒指，趁机吞下去想用吞金自尽；被强行灌米汤时，特务把橡胶管从她鼻子里插进去，往胃里灌，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按住她；甚至还用灌肠器给她注入营养液，只是为了不让她绝食而亡。她这种视死如归的劲头，连那些见惯生死的特务都感到发怵。 噩耗传到杨虎城那里，将军几乎崩溃。他坚持把妻子的遗体火化，又亲手找木板钉了一个简陋的骨灰盒，天天带在身边。据狱友回忆，他常常一边抱着年幼的女儿，一边对着骨灰盒低声呼唤妻子的名字，那种悲痛早已超出了普通夫妻的感情。 时间再往前推。1938年初，谢葆真得知丈夫被囚，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仍然带着孩子毅然赶往南昌。后来在湖南益阳监狱重逢时，她哭得几乎站不住，而杨虎城心里只剩下对妻儿的愧疚。即便在玄天洞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她还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却都因为条件太差而夭折。为了让家人少受点罪，杨虎城甚至掏出四百美元贿赂特务，只求换来稍好一点的待遇。 最让人心碎的地方在于，谢葆真并不是没有活路。她原本可以留在相对安全的西北后方，也可以通过公开声明与丈夫划清界限来换取自由，但她全部拒绝了。她在狱中反问特务的那句话，至今听来仍让人震撼：“抗日有什么罪？救国有什么错？” 1949年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在戴公祠花坛下发掘出杨虎城的遗骸，而在他身旁，正是那个简陋的木质骨灰盒。生死相随的夫妻，最终以这种方式重新“相聚”。 这段真相被尘封了整整三十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女儿杨拯英通过当年狱中奶妈留下的文字，才最终确认母亲是被毒杀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