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了个最大的战略失误！” 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曾提醒中国：中国近些年有一个最大的战略失误，那就是疏远了美国商界。如今 6 年过去了，那么真相真的如此么？ 马凯硕在 2020 年左右就提醒过，中国这些年疏远美国商界是个大失误。他在书里和访谈中反复说，美国企业是中国在美国的支持力量，比如波音、通用汽车在中国赚大钱，本该帮着说话，但贸易战打起来时，他们却保持沉默。 要读懂马凯硕的判断，得先抛开 “谁对谁错” 的争论，看清一个核心事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里，商界不是 “旁观者”，而是 “操盘手”。美国商会、各类企业协会的游说能力，远超普通民众想象，过去几十年，正是这些在华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国企业，挡住了一波又一波对华强硬提案。 马凯硕口中的 “疏远”，核心不是中国拒绝美国企业进入，而是双方的 “利益契合点” 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让美国商界的 “游说动力” 大幅下降。2018 年贸易战打响时，这份 “沉默” 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从美国商界的视角看，这种 “疏远” 有迹可循。2008 年之后，中国产业升级速度加快，从 “代工生产” 转向 “自主研发”，原本美国企业独占的高端市场，开始出现中国企业的身影。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15 年前后，特斯拉、通用在华布局新能源业务时，中国本土品牌还在起步阶段；到 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突破 500 万辆，比亚迪、奇瑞等企业在海外市场与福特、通用正面竞争，这种 “从合作到竞争” 的转变，让美国车企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 更关键的是，美国政府的 “政治捆绑”，让企业不敢再轻易为中国发声。2020 年之后，美国先后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用巨额补贴绑定企业的 “去华” 行为。比如芯片企业，若想获得美国政府补贴，就必须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不扩大在华先进制程产能。这种 “二选一” 的强制要求，让美国商界即便想维护在华利益，也不得不权衡国内政治代价。 数据最能说明这种 “疏远” 的程度。2017 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金额为 131 亿美元，增速达 11.8%；2018 年贸易战爆发后，这一数据降至 128 亿美元，增速转为负增长；2021 年至 2024 年，美国在华制造业投资增速始终维持在 3% 以下，而同期对越南、印度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 15% 和 12%。虽然整体投资规模未减，但 “增量放缓” 的趋势，恰好印证了马凯硕的担忧。 6 年过去，这种 “疏远” 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过去，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会主动游说政府，反对对华芯片封锁，理由是 “失去中国市场，美国芯片企业将失去研发资金”；如今，该协会的表态变得模糊，更多是 “呼吁平衡安全与商业利益”，这种转变的背后，正是企业与中国市场 “绑定度下降” 的体现。 再看波音的例子，曾经波音 737 系列飞机的订单中，中国占比高达 25%，波音因此成为华盛顿最坚定的 “对华友好派”；但随着中国商飞 C919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2025 年波音对华新订单占比降至 8%，波音在对华政策上的话语权，也随之大幅削弱。 马凯硕的提醒，本质上是在点出：大国博弈中，“利益同盟” 比 “外交辞令” 更重要。美国商界的沉默，不是因为 “忘恩负义”，而是因为 “利益纽带松动” 和 “政治压力加码”。这种 “疏远” 不是中国单方面的选择，却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战略现实。 如今，虽然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二期投产、苹果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但要重新激活美国商界的 “游说力量”，难度已经远超 6 年前。美国政治的 “反华共识” 已经形成，企业即便想为中国发声，也难以改变国会的态度。 这就是马凯硕口中 “战略失误” 的核心内涵：在产业升级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节点，没有及时稳住美国商界这一 “传统盟友”，让中美关系失去了最重要的 “缓冲带”。6 年时间证明，这种 “疏远” 不是暂时的，而是结构性的，它也让中美博弈从 “有底线的竞争”，变成了 “全方位的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