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蒋英紧紧握着儿子的手，目光越过前方三百公尺处的新中国海关，语气轻柔却异常坚定：「儿子，如果有子弹射向爸爸，妈妈会为他挡，你也要替爸爸挡。」 这三百公尺，是他们一家五年来日夜盼望的回家路的最后一程，却也可能是美国当局设下的最后一道鬼门关。 船抵香港前，蒋英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她知道丈夫脑中的知识，值得对手不计一切代价。那一刻，这位蒋百里将军的千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丈夫是她的天，更是新中国迫切需要的栋梁。 钱学森与蒋英的缘分，始于幼时。蒋家有五朵金花，钱家只有独苗钱学森。钱母盼女心切，将五岁的蒋英过继为女，改名「钱学英」。虽因年幼思念亲人而归家，但一句「做不成女儿，就做钱家媳妇」的戏言，却在两家埋下了未来的种子。 此后十数年，钱学森赴美攻读航空理论，蒋英远赴德国钻研音乐。直到一九四七年，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的钱学森返国，两人在上海重逢。钱学森不善言辞，没有浪漫铺陈，只一句「跟我去美国好吗？」便敲定了终身。同年九月，他们在上海和平饭店结为连理。 新婚赴美，生活单调。蒋英用音乐和柔情，悄然改变了这位科学家的世界。家中开始有了歌声与笑语，钱学森甚至学会了烹饪，打趣妻子是自己的「童养媳」。然而，这份宁静在一九五○年被打破。听闻钱学森欲返国效力，美国海军次长扬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随即，钱学森遭拘捕、软禁，长达五年。 那段屈辱的日子，蒋英成了丈夫最坚韧的守护者。她将桌椅搬进浴室，让钱学森在里头钻研学问，自己则守在门外，以音乐和书本为掩护，充当「保镖」。她抱着幼女，牵着幼子，四处奔走呼吁，信念从未动摇。 一九五五年，转机终于降临。蒋英在一张华文报纸上，看见了父亲故友陈叔通的名字。她机智地利用餐叙机会，用一张小香烟纸写下密信，成功寄往欧洲，再转交回国。这封信，最终成为中美谈判中，拆穿美方谎言的关键铁证。 归国的轮船上，钱学森抱着一箱箱书籍与手稿，那是比生命更重要的珍宝。而蒋英，则时时警惕着任何可能的危险。直到踏上罗湖桥，走过那最后三百公尺，步入新中国海关的那一刻，五年来压在心口的巨石，才终于落下。 此后，钱学森投身国防机密，时常「人间蒸发」数月。蒋英从不追问，默默担起家庭，将思念化为支持。她从舞台退居幕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四十余年，用另一种方式，与丈夫并肩前行。 一九九一年，钱学森获颁「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颁奖台上，他深情致谢：「今天这份荣誉，不能忘记我的老伴——是她的理解与支持，成就了我的一切。」 二00九年，钱学森辞世。三年后，蒋英追随而去。 从罗湖桥头的生死一瞬，到半世纪的风雨同行，他们的爱情，早已超越了儿女情长，融入了一个时代的坚忍与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