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山东一乞丐讨饭28年，终于攒下230亩田、3800吊钱，接着盖了一座大房子，谁料，他跑到穷人家里，挨家挨户跪下磕头：“求求你跟我走吧，我什么都包，还帮你干活。” 1888年，对于山东堂邑县柳林镇的人来说，是个极其炸裂的年份。 镇子东门外，一座崭新的大房子拔地而起。青砖灰瓦，名为“崇贤义塾”。这不是哪家地主为了光宗耀祖修的宅子，这是一个叫“武七”的叫花子，讨了整整30年饭，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学校。 学校盖好了，戏肉才刚开始。 按理说，出资人就是校董，那得高高在上。可武训干了件让所有人掉下巴的事。他跑到那些穷得揭不开锅的家里，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噗通一声就跪下了。 这一跪，不是为了讨饭，是为了讨学生。 他对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父母磕头：“让娃去念书吧，不收一分钱学费。娃家里的活儿要是没人干，我来帮你们干！” 为了让穷孩子读书，他把这一辈子的膝盖都跪烂了。 请来了举人崔隼当老师，人家是斯文人，武训觉得自己脏，不配同桌吃饭。开学宴上，他请老师和乡绅坐席，自己端个破碗蹲在门槛外面，等着吃人家剩下的残羹冷炙。吃着剩饭，他还乐呵呵地说：“先生吃好了，娃就能念好。” 你说这是卑微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度的狂傲。他用这种把自尊心碾碎的方式，逼着所有的读书人、有钱人不得不正视这件事情：教育，比天大，比脸面大。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管理方式。现在的校长管老师靠考勤，武训靠“跪”。 老师如果偷懒，大白天睡觉，他不骂也不罚，他就静静地跪在老师床前，一声不吭。老师一睁眼，看到满脸污垢的出资人跪在床头，那得多大的心理阴影？羞愧得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从此以后再不敢怠慢教学。 学生如果不听话，逃课去玩，他也跪。他跪在学生面前哭：“读书不用功，无脸见父兄。” 武训这种“变态”的执念，其实是被生活毒打出来的。 他本名叫武七，因为排行老七。7岁死了爹，跟着娘讨饭。那时候他也就是个普通的穷小子，直到14岁那年，他去给一个叫李老辫的举人家当佣工。 干了三年活，工钱一分没拿到。李老辫欺负他不识字，拿出一本假账，硬说工钱早都支完了，反咬一口说他讹诈。最后，武训被吊起来毒打一顿，扔出了大门。 在那个没人权的时代，文盲就是待宰的羔羊。 他在破庙里昏睡了三天三夜。醒来之后，那个原本老实巴交的武七死了，站起来的是一个发誓要向命运复仇的武训。 他复仇的方式很特别。他不杀人，不放火，他要办义学。他认准了一个死理：穷人之所以受欺负，就是因为不识字。只要让穷孩子都读上书，这世道就不敢再随便欺负人。 为了攒钱，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牲口。 20岁开始，他给自己剃了个阴阳头，留着怪模怪样的小辫子，见人就装疯卖傻。为了讨得几个铜板，他能当众吃蛇、吞砖头，甚至趴在地上学驴叫，让人当马骑。 周围人都笑他是个疯子，是个傻子。小孩子拿土坷垃砸他，他也嘿嘿傻笑。 他编了顺口溜唱：“我出力，你出钱，修个义学为贫寒。” 这哪里是乞讨，这分明是在炼狱。他把作为一个人的所有体面都抛弃了，把尊严揉碎了，换成那一枚枚带着腥味的铜板。 但是，这个“疯子”心里比谁都清醒。 他讨来的钱，哪怕是一个铜板，他都不花。烂菜叶子、发霉的馒头，就是他的口粮。攒够了一串钱，他立刻托信任的乡绅拿去放贷、买田。 这操作手段，放到现在绝对是顶级的基金经理。他一边行乞，一边搞土地兼并。只不过，别的地主兼并土地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让土地生出更多的钱，去盖学校。 这一攒，就是30年。 武训的努力没有白费。 继1888年第一所“崇贤义塾”后，他又在馆陶县、临清县接连办起了第二所、第三所义学。 这事儿终于惊动了朝廷。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听说了，不仅下令免了义学田地的钱粮税赋，还捐了银子。光绪皇帝更是颁给他“乐善好施”的匾额，赐名“武训”，甚至赏穿黄马褂。 一个要饭的，穿上了黄马褂，这是大清朝破天荒的头一遭。这黄马褂穿在身上，那是对整个官僚体制最大的讽刺——朝廷该干的义务教育，让一个乞丐给干了。 武训出名了，但他还是那个武训。 黄马褂他没穿过几次，依然穿着那身破棉袄，到处磕头求人读书。有人劝他娶个媳妇，留个后。他指着义学里的孩子说：“这些都是我的后。” 1896年，59岁的武训病倒在临清御史巷义塾的房檐下。临死前，他听到了教室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脸上露出了笑容，就这样安静地走了。 出殡那天，三个县的百姓自发来送葬，哭声震天，人数达到了上万人。 直到1985年，武训才被正式平反。但教科书里提到他时，依然是寥寥数语，仿佛多说一句都会烫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