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的陈芝秀，那是妥妥的“巴黎之星”。她是浙江诸暨的大家闺秀，从小养尊处优。1927年，她跟着常书鸿留学法国，考进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雕塑。那是她人生最惊艳的时刻，她的雕塑作品曾和常书鸿的油画一起拿到巴黎沙龙的金奖。 那时候的他们，是真正的神仙眷侣。住在巴黎六楼的画室里，虽然啃着干面包，但精神世界极度富足。常书鸿画画，她做雕塑，周末家里是留学生聚会的沙龙，她穿着旗袍，优雅地穿梭在人群中，谈笑风生。那时候的陈芝秀，眼里有光，手中有艺，心中有爱。 变故发生在常书鸿看到那本《敦煌图录》之后。丈夫眼里的火光，烧毁了陈芝秀在巴黎的安稳梦。常书鸿要回国，要去那个鸟不拉屎的敦煌。陈芝秀其实是不情愿的，但她还是依从了传统的夫唱妇随，带着女儿常沙娜，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最后颠簸到了荒凉的大漠。 这一去，就是天堂到地狱的跌落。 常书鸿是个“画痴”，到了敦煌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天天钻洞窟临摹，几十里路都不觉得累。他心里装的是北魏的佛像、唐代的飞天，唯独装不下妻子的孤独。陈芝秀呢？她不再是雕塑家了，她成了只有代号的“家属”。她要面对的是做不完的家务，带不完的孩子，还有夜晚那足以把人逼疯的死寂。 她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在这里，她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死去。 就在这个心理防线全面崩塌的时候，赵忠清出现了。 这个人是常书鸿招来的总务主任，也是陈芝秀的同乡。他没有常书鸿那么伟大的理想，但他有凡俗的温情。他会给陈芝秀端来热洗脚水，会陪她聊聊江南的烟雨，会在这荒漠里给她哪怕一丝丝作为“女人”而非“保姆”的关注。 对于一个在精神荒原上渴得要死的人来说，这一杯温水，足以致命。 1945年春天，陈芝秀做出了那个让她悔恨终生的决定。她骗常书鸿说要去兰州看病，把年幼的一双儿女——14岁的常沙娜和还不太记事的常嘉陵，扔给了丈夫，跟着赵忠清跑了。 常书鸿得知真相后，骑着马狂追几十公里，直到体力透支摔下马来。那一刻，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妻子，更失去了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不过是一出俗套的“私奔戏码”。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也更残忍。陈芝秀以为她是奔向了新的幸福，殊不知她是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离开敦煌后，她的生活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重回正轨。赵忠清因为历史问题，在解放后被捕入狱，最后死在了牢里。陈芝秀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 为了生存，这位曾经轰动巴黎的女雕塑家，彻底低到了尘埃里。她被迫去给别人当佣人，洗衣服、做饭，最后为了找个依靠，下嫁给了一个底层的锅炉工人，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其中的落差，简直是用光年来计算的。从巴黎的美术馆到杭州的贫民窟，从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到目光呆滞的洗衣妇，生活用最粗暴的方式，剥掉了她身上所有的光鲜和尊严。 最让人心碎的一幕发生在1964年。 那时候，女儿常沙娜已经是知名的工艺美术家了。她在杭州开会，想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母亲。在继母李承仙的鼓励下，她找到了那个地址。 当门打开的那一刻，常沙娜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女人。 那个曾经穿着旗袍、喷着香水、教她画画的妈妈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花白、神情畏缩的老太婆。因为常年用冰冷的河水给别人洗衣服，陈芝秀那双曾经塑造出精美雕塑的手，变得关节粗大、满是裂口，像老树皮一样粗糙。 母女相见，没有抱头痛哭，只有死一般的尴尬和沉默。 陈芝秀看着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儿，眼里的光闪了一下，又迅速黯淡下去。她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上帝惩罚了我。” 这句话，道尽了她后半生所有的苦水。她没有辩解，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她当年因为怕苦逃离了敦煌，结果却吃尽了人间更大的苦。 常沙娜看着屋里的一贫如洗，看着母亲那个几岁的幼子，心里五味杂陈。临走时，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陈芝秀不敢看女儿的眼睛，只是喃喃地说：“别让你弟弟知道……” 从那以后，常沙娜每个月都会给母亲寄钱，但这并没有挽回陈芝秀的命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身份问题，陈芝秀活得小心翼翼，像一只惊弓之鸟。 1979年，陈芝秀突发心脏病去世。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前夫，没有常沙娜，只有那个贫穷的家和无尽的遗憾。 得知前妻去世的消息，常书鸿在东京沉默了很久。哪怕他在1945年曾咬牙切齿地登报声明离婚，哪怕他恨过她的背叛，但听到她凄凉的结局，这位老人的心里只剩下了悲凉。他只说了一句：“是敦煌的风，最终把她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