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晚年生活中，有一位护士长陪伴了毛主席将近21年，这么多年，两个人相处的非常融洽，可以说不是父女，却胜似“父女”。然而，毛主席却在一次谈话中，和她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1975年10月1日。那天，就在举国欢庆的时候，82岁的毛主席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他拉着吴旭君，聊起了秋收起义。 在那天，毛主席对吴旭君说了一句颇为神秘的话：“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 老人家讲了什么呢？他没有讲胜利的冲锋，反而讲了“败仗”。他说起义之后，队伍被打散了，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人心乱成了一锅粥。有人直接问他：“毛委员，就咱这几个人、几条枪，革命能成吗？” 毛主席很实诚，他跟吴旭君说，当时大家都想散伙。他只能给大家打气，说咱们这几个人“死不光”，等到胜利那天就知道了。 这一段回忆，太珍贵了。 毛主席这一辈子，特别爱读书。但他跟吴旭君聊得最多的，不仅仅是书架上的“有字之书”，更有一本他读了一辈子都没读完的“无字之书”——那就是社会和自然。 他是个实干家，最烦死读书。 他推崇两个人，一个是写《水经注》的郦道元，一个是走遍半个中国的徐霞客。为什么？因为这俩人都是用脚丈量土地，从大自然里找真理。毛主席在1958年就说过，徐霞客没官气，虽然经书上说“岷山导江”，但徐霞客敢说是“金沙江导江”，这就是敢于修正古人的勇气。 这种探索精神，一直延续到了毛主席的晚年，也成了他心头最大的一个遗憾。这个遗憾，跟黄河有关。 咱们都知道主席爱游泳，长江他游了18次，那是真的“极目楚天舒”。可是对于母亲河黄河，他却总是充满愧疚。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 在毛主席看来，黄河是患难兄弟。当年转战陕北，如果没有黄河天险，革命的火种可能就熄灭了。1947年在佳县神泉堡，他看着汹涌的黄河，心里却不好受。他对吴旭君他们吐露心声：“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1964年夏天，71岁的毛主席发了宏愿。他跟身边人说，想带个智囊团，包括地质、水利专家，大家骑着马，逆流而上找黄河源头。为了这事儿，他甚至还专门练习了骑马。哪怕到了1972年，大病初愈，他还念念不忘地跟吴旭君念叨：“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可惜，国际形势突变，美国轰炸越南北方，战争阴云密布，主席的黄河考察计划只能搁置。这本“无字之书”，他终究没能读完。 在陪伴主席的日子里，吴旭君发现，主席的精神世界里住着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 一般文人悲秋，看到落叶就想哭。但刘禹锡不一样，他说“我言秋日胜春朝”。这种硬骨头精神，简直就是毛主席的灵魂写照。 毛主席这一生，起起落落。1929年也就是因为这一股子倔劲，他在逆境中写下了《采桑子重阳》，那是“战地黄花分外香”，是“寥廓江天万里霜”。他从不悲秋，他只赞美秋天的力量。 在跟吴旭君的闲聊中，主席多次提到刘禹锡的那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时有学者觉得这诗太消极，说自己是沉舟、病树。但毛主席在书上批注说：“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他告诉吴旭君，这是唯物主义的豁达！个人的沉没算什么？只要前面有千帆过，有万木春，这就是好事，这就是新陈代谢。 这就引出了文章开头那个令人心碎的话题，关于生死。 有一次，他跟吴旭君聊起身后事。老人家开玩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他还一本正经地教吴旭君怎么跟鱼说话：“你就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把死亡看作是回归自然，看作是最后的“为人民服务”。 但就是在这种豁达之下，隐藏着主席最深沉的柔情。 他对吴旭君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其实主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太了解吴旭君，也太珍惜这份情谊了。 他们相处了21年，吴旭君见过他指点江山的豪迈，也见过他病痛缠身的虚弱。但在主席心里，他希望留在吴旭君记忆里的，永远是那个乐观、坚强、要把骨灰喂鱼的“硬骨头”，而不是弥留之际的痛苦与挣扎。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吴旭君是个重感情的姑娘。如果亲眼看着他离开，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舍不得让她承受。 毛主席晚年是孤独的，但又是丰富的。他有未读完的黄河“无字书”，有跨越千年的知己刘禹锡，还有像吴旭君这样能够托付心事的身边人。 从秋收起义的狼狈，到黄河边的愧疚，再到对生死的调侃，毛主席在吴旭君面前卸下了所有的光环，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不管吴旭君当时在不在跟前，我相信，主席那份“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嘱托，她一定听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