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受访时再次语出惊人：“我真的认为，我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仍然是世界上光辉的典范！”他还强调：“自从我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1962年，三十岁出头的张忠谋在德州仪器（TI）的办公室里，拿到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文件。那时，半导体工业的曙光初现，硅谷还是一片果园与厂房的混合体。他可能也没完全想清楚，这张纸意味着什么。 他刚从哈佛、MIT、斯坦福这条顶级学术流水线上下来，带着一股要把世界用晶体管和电路重新装配一遍的劲头。在TI，他干得风生水起，是公司里第一位华裔副总裁，手下管着几千号美国工程师。 美国给了他阶梯，他顺着它，几乎要触碰到职业经理人的天花板。那是段昂扬的日子，他的思维、做派、甚至野心，都被打磨成了纯正的美式风格。他的“美国身份”，在那时，更像是一个成功融入的标志，一个职场通行证，或许还带着点骄傲。 然而，天花板终究还是碰到了。1983年，因为一次重大的战略分歧，他离开了耕耘二十多年的TI。两年后，一个电话从太平洋对岸打来。台湾方面邀请他回去，执掌工业技术研究院。这个邀请，带着一点历史性的偶然。他回去了，不是落叶归根，更像是一次赴任。 当时的台湾，正处在产业升级的焦虑中。电视机、电风扇的装配线已经不足以支撑未来，当局把目光投向了最尖端、也最昂贵的半导体。张忠谋的视野和他在美国积累的全部经验，成了最对路的药方。 他不是回来怀旧的，他是来“复制”和“移植”的——把他在美国学到、看到、做到的那一套，在一个全新的岛上搭建起来。 于是，台积电在1987年诞生。这个点子本身就很“美国”，很颠覆：不做设计，不搞品牌，只为全世界所有的芯片设计公司专心制造。这在当时是个没人敢想的疯狂模式。 张忠谋凭借他的美国信用，从荷商飞利浦那里拉来了关键投资和技术授权；又凭他的美国面孔和语言，说服了第一个重要客户——英特尔，来通过一场严苛的质量认证。 台积电的起家，每一步都踩在了全球化刚刚兴起的节奏上，而它的通行证，恰恰是创始人那张美国面孔所代表的“可信度”与“可沟通性”。 那些年，他穿梭在台北与新竹、加州与德州之间。他的思维是美国的商业思维，他的管理是美式的标准管理，他用来打动国际客户的，是一套他们完全熟悉的话语体系。 台湾，提供了土地、资金和勤奋的工程师；而张忠谋，提供了那个连接外部世界的、不容置疑的“接口”。 台积电就这样，在一种奇特的二元结构中长成了巨人。它的根，深扎在台湾新竹的土壤里，依赖这里独特的产业聚落和工程师文化；它的枝叶，却必须伸向全球，尤其是美国硅谷的天空，去吸收阳光雨露——订单、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以及至关重要的半导体设备。 张忠谋是这棵巨树的培育者，也是最理解这种二元性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台积电的命脉系于全球化的自由流通，尤其是与美国的无缝对接。任何一端的断裂，都是灾难。 所以，当全球化的大潮开始退去，地缘政治的裂痕像蛛网一样爬上芯片这座精密宫殿的墙壁时，最紧张的人里，一定有他。 2018年后的世界变了，芯片不再是纯粹的商业产品，成了战略武器。台积电，这个他一手养大的“世界工厂”，突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被放在炙热的聚光灯和巨大的钳子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说，他必须表演一种精妙的平衡。 在美国建厂，是表态，也是交保费。那是一场昂贵而充满技术挑战的迁移，把最精密的制造工艺，搬到成本高昂、供应链不完备的亚利桑那州。他知道难，公开说过“成本远超预期”，说过“全球化已死”。但在另一面，他又必须推进它，而且要表现得积极、坚定。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分裂又统一的图景：一方面，是台积电在台湾的研发工程师们，日夜攻坚，将制程工艺推向2纳米、1.4纳米，守卫着那座不可替代的“圣山”；另一方面，是张忠谋和继任者们，频频飞往华盛顿，参加白宫的芯片法案签署仪式，承诺巨额投资，用美国式的语言向美国政要保证供应链的“可靠”。 这种分裂，需要一根强大的轴来连接和解释。对他个人而言，这根轴，或许就是那个他在1962年就做出的选择。那个选择，定义了他的前半生，也在冥冥中，为他后半生打造的帝国，预设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径。 参考信息： 《张忠谋自传》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