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结论后证据： 被史观扭曲的“最早中国”， 石峁才是考古实证的真相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讨论中，“谁是最早中国”早已脱离了纯粹的学术轨道，沦为一场被预设立场绑架的史观游戏。长久以来，主流声音将二里头奉为“最早的中国”，看似逻辑自洽，实则是先定结论、再找证据、最后修改定义的典型倒置，而以压倒性考古实证屹立于文明之巅的石峁，却被刻意矮化、边缘化，这不是严谨的考古研究，而是对历史真相的人为扭曲。 考古学的核心准则，本应是先发现、后结论，先实证、后定性，可在“最早中国”的判定中，这套准则被完全颠覆。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从一开始就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框架：先认定“中国只能诞生于中原”，再从中原遗址里挑选出契合夏商周传承脉络的二里头，最后人为拔高“广域王权”“后世继承”的标准，将所有不符合这一预设的遗址，统统归为“区域文化”“满天星斗的配角”。这种先射箭、再画靶的操作，彻底背离了考古学求真的本质。 石峁遗址的横空出世，本应击碎这套僵化的叙事。距今4300至3800年，石峁以超400万平方米的宏大规模，成为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石砌都城，三重城垣、防御马面、宏伟城门、规整广场，其工程体量、规划智慧、社会动员能力，远超同时代所有中原遗址。这里有着清晰的社会阶层、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跨区域的文化与贸易辐射，是实打实的早期国家形态，比二里头早了整整五百余年。 论年代，石峁更早；论规模，石峁更大；论文明复杂度，石峁更震撼。可仅仅因为地处北方、不在传统中原圈层，便被排除在“最早中国”的候选之外，这不是学术判断，而是地域偏见。为了维护二里头的“正统地位”，主流叙事刻意回避最核心的硬指标——谁先诞生成熟的国家形态，谁才是文明的真正开端，反而用后世的传承性，否定更早的起源性，用文献的适配性，取代考古的实证性。 二里头的历史价值不容否定，它是中原王朝文明的起点，是夏商周礼制体系的源头，但这绝不等于它就是“最早的中国”。将二里头强行定为最早中国，本质是用后世的正统性，抹杀更早的文明高峰，是用既定史观，缩水中华文明的起源高度。石峁不是区域文化的点缀，不是史前文明的配角，它是中华文明黎明时代最耀眼的巅峰，是用石砌城垣、社会结构书写的、最真实的早期中国模样。 考古学的使命，是还原历史，而非维护偏见；是尊重实证，而非固守立场。抛开先入为主的中原中心论，抛开本末倒置的判定逻辑，只看实打实的考古证据：石峁，才是更早、更真实、更具说服力的中国之始。这不是对二里头的否定，而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真正尊重；不是史观的颠覆，而是让考古回归初心——让证据说话，让真相归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