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援助，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但这段持续39年的合作，至今仍有人说不清是“援助”还是“交易”。 当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8年访华前夕宣布终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时，许多人才突然意识到，这段从1979年起步的合作已悄然走完近40年历程。回想当年，中国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外汇储备极度匮乏，基础设施百废待兴，日本却在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期间正式承诺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这份承诺看似雪中送炭，却隐藏着双方各自的算盘：中国急需资金和技术填补空白，日本则瞄准广阔市场和外交红利。究竟是单纯的善意帮扶，还是精明的利益交换？这个疑问从一开始就埋下悬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能源短缺、交通瓶颈和工业落后等多重难题。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大规模进口设备，国际商业贷款条件苛刻，还款压力巨大。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制造业产能过剩，正寻求海外出口渠道。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这在日本政界引发回馈呼声。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济合作议题逐步浮出水面。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访华期间，在联合新闻公报中正式宣布，日本政府准备根据中国愿望积极合作。他通报首批贷款不超过500亿日元，用于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秦皇岛港扩建、石臼所港建设、兖州至石臼所铁路、五强溪水电站等优先项目。双方同意每年举行事务级会议协商细节。大平正芳强调三原则：不涉及军事援助、不影响与其他亚洲国家平衡、不排他性地与其他发达国家协调。这些内容确保合作公开透明，也为后续多年度计划铺路。 援助形式主要包括低息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日元贷款占比超过90%，年利率0.75%至3%，还款期30至40年，前10年宽限期仅付利息。这种条件远优于商业贷款，帮助中国减轻早期压力。首批贷款从1979至1984年实施，总额3309亿日元，聚焦煤炭运输和港口设施，支持中国能源出口需求。随后扩展到铁路电气化、机场、桥梁等领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期、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均纳入支持。这些设施直接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工业化和出口增长奠定基础。到高峰期，日本优惠贷款占中国接受外国官方优惠贷款的八成以上，成为外部资金主要渠道。 无偿资金援助占比小，主要投向医疗、环保、民生。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于1984年建成，利用无偿资金提供设备和技术，成为早期标志性项目。该医院配备先进诊疗仪器，提升首都医疗水平。其他无偿援助包括农村教育、基层卫生、环境保护，如利民工程项目，每项上限1000万日元，针对贫困地区需求。 技术合作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执行，包括派遣专家、接收中国研修生、提供设备和联合调查。专家指导生产管理和节能技术，研修生学习先进工艺。累计接收中国研修生超过1.6万人，派遣专家超过5000人。这些活动促进中国企业掌握自动化生产线和质量控制，推动产业升级。 日本在合作中要求部分资金用于采购日方设备、技术和服务。这直接带动日本钢铁、机械、电子产品出口，企业订单增加。日本制造业借此进入中国市场，设立合资工厂，获取长期利润。中日贸易额从1979年的数十亿美元攀升至数千亿美元，日本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日本通过稳定经贸关系，确保能源资源进口通道，提升亚洲外交影响力。 这份合作本质上是两国需求互补。中国填补资金和技术空白，日本实现市场拓展和战略收益。不同视角下，有人视其为援助，因为条件优惠且支持中国急需领域；有人视其为交易，因为日本获得直接经济回报。实际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属于基于国家利益的双赢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