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晚清乱世，曾国藩练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朝廷自始至终一分军饷未拨，偏偏湘军将士的待遇远超朝廷正规军绿营——普通士兵月饷四两二钱，能轻松养活一家人，绿营士兵月饷仅一两五钱，还常被各级官员克扣，到手不足七成。巅峰时期的湘军有十几万兵力，每月军饷消耗就达四十多万两白银，曾国藩到底靠什么招数，撑起了这支“高待遇”军队？ 核心答案只有四个字：就地筹饷。朝廷没钱、邻省不帮，曾国藩只能放下文人身段，用尽各种务实手段，硬生生为湘军开辟出四条稳定饷源，每一条都贴合当时的乱世格局，也藏着他的实干与无奈。 最主要、最稳定的饷源，是厘金。所谓厘金，说白了就是商业税，在水陆要道设立税卡，过往商品无论大小，都按价值抽取约1%的税金，后期费率略有提高。这是曾国藩借鉴前人经验，为湘军量身打造的“摇钱树”，也是支撑湘军长期作战的生命线。 湘军最初在湖南设卡抽厘，后来随着势力扩张，逐渐把税卡开到了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这些地方商业发达，往来商船、货队络绎不绝，厘金收入十分可观。据记载，1860年后全国厘金年收入可达1300万两以上，湘军控制着最核心的税卡，能分到其中大部分，仅江皖两地的厘金，每月就能为湘军提供十几万两军饷。后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更是“依厘为命”，甚至想方设法到广东开设厘卡，补充饷源。 第二条重要饷源，是劝捐，也就是俗称的“卖官鬻爵”。晚清国库空虚，朝廷本身就靠这招筹钱，曾国藩只不过把它用到了极致。他在湖南、江西等地设立捐局，号召地方乡绅、商人捐钱捐粮，捐得多的，就给一个朝廷的虚衔——不用上班办事，却能获得功名和面子，比如花几百两能买个监生，花几千两能买个知县头衔。 这种方式看似自愿，实则带有半强制性，不愿捐的乡绅，会被暗指“通匪”“不爱国”，迫于压力只能出钱。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仅数月时间，就通过劝捐筹到了40多万两白银，解了燃眉之急。虽然这种方式名声不佳，却实实在在为湘军筹到了大量应急资金。 第三条饷源，是截留地方税收和盐税。原本各省的漕折、盐税都要上缴朝廷，但曾国藩借着“就地筹饷”的圣旨，直接把这些税收截留下来，用作湘军军饷。他还曾借销浙江、广东的食盐，从中赚取利润补充军饷，成效十分显著。只不过这种做法常常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比如江西巡抚就曾处处掣肘，导致饷源不稳定。 最后一条，也是最“直接”的饷源，就是“因粮于敌”。湘军每攻破一座太平军占领的城池，都会缴获太平军囤积的钱财、粮食和物资，这部分收入数额巨大。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曾国荃部缴获的财富，估值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不仅补齐了之前积欠的军饷，还剩下不少。除此之外，湘军还会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买粮，甚至开荒种菜，减少粮食开支，间接节省军饷。 其实曾国藩筹钱的过程异常艰难，常常面临“捐无可捐、拨无可拨”的困境，甚至多次因为饷源匮乏，差点让湘军溃散。他之所以能成功，核心就是务实——不纠结于文人的体面，只要能筹到钱、能稳住军队，合理的、甚至有争议的方法都敢用。 这些筹钱手段，不仅撑起了十几万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也让曾国藩掌握了地方财权，间接导致晚清兵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说到底，曾国藩能弄到钱，靠的不是朝廷扶持，而是乱世中的变通与实干，这也是他能成为晚清名臣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