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深秋，安庆城下，曾国藩把湘军的老本全押了上去。咸丰皇帝催他去救苏州、常州的诏书一封接一封，他压着不办；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朝廷调兵勤王，他照样一个兵都不给。这人不傻，他知道安庆是天京的命根子——丢了安庆，太平天国就像被掐住喉咙的死囚。可他玩的不是硬碰硬，是“围点打援”：城里守军饿到吃树皮、嚼老鼠，甚至人吃人，他就是不急着破城；谁来救，他就打谁，一刀一刀放干太平军的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陈玉成是真急了。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十四岁就从军，武昌登城、镇江闯围、三河全歼湘军精锐，他这辈子没打过这么憋屈的仗。他带着人马从庐州扑向安庆，一次、两次、三次，像撞南墙一样往曾国荃挖的那两道壕沟上撞。湘军的壕沟挖得又深又宽，前面是围城的内壕，后面是拒援的外壕，两万太平军填进去，连个响都没听见。 安庆城里的哭声传不出来，但陈玉成听得见。那是一万六千多条人命在油锅里煎的声音。 可真正要了他命的，不是曾国藩的壕沟，是自家人的算盘。 洪仁玕那套“围魏救赵”的计策，纸上写得漂亮：陈玉成从北岸打武汉，李秀成从南岸打武汉，两路夹击，逼湘军回救。问题是，李秀成压根没打算配合。他从江西转了一圈，收了二十几万人马，却对进攻武汉磨磨蹭蹭。陈玉成二月初八攻下黄州，武汉城里只剩两千守军，唾手可得——可他等了四天。这四天里，他在等李秀成，等来的却是英国人的几句空话和捻军在松子关兵败主帅阵亡的消息。 后人总爱说陈玉成被巴夏礼骗了，洋人吓唬他不敢打武汉。这话听着顺耳，把责任推给外人多省事。可真相是：打下黄州的第二天，陈玉成就把兵力调往罗田方向了。他在救捻军，救那位一直支持太平天国的龚得树。结果人没救成，五万捻军溃散，龚得树阵亡，他围攻武汉的最佳时机就这么耗光了。 这不是洋人害的，是自己优柔寡断。 等他再回头救安庆，曾国藩已经把绞索收紧了。更讽刺的是，安庆北门外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太平军守将程学启，最后被曾国荃用养母威胁，带着三百人投了湘军。这个叛徒亲手给湘军指路挖地道，炸药一响，安庆北城墙塌了。你说这是命？这是人心散了。 陈玉成退守庐州，外面是湘军铁桶般的包围，里面是天王洪秀全的斥责诏书——“屡救安庆不力”。他守了几个月，油盐都断了，外援全无，最后决定突围。往哪儿走？寿州。那里有苗沛霖。 苗沛霖是什么人？凤台一个读书人，考不上功名，靠办团练起家。这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看风向。他投太平军，收过陈玉成的封号；他降清廷，又跟胜保称兄道弟。他自称“先生”，让手下喊他“先生”，不穿清朝官服，也不剃发——留着辫子但不全剃，剃了也不戴顶戴。这是个乱世里长出来的毒蘑菇，谁给好处就靠谁，谁要倒台就踩谁。 陈玉成不是不知道苗沛霖反复无常。可他没有选择了。庐州待不住，往哪儿跑？他带了二千人，走到寿州城下。苗沛霖称病不出，派侄子苗景开迎接。进城那天，中津渡口的浮桥刚过完就被拆了。陈玉成刚进厅堂，伏兵四起，他被摁在地上五花大绑，抬头大骂：“苗贼！老子瞎了眼！” 苗沛霖躲在后堂，一声不吭。 胜保劝降，陈玉成说：“大丈夫死就死，啰嗦什么？”他被押往北京，走到河南延津，圣旨到了：凌迟处死。那一年他二十六岁。从金田起义算起，他打了整整十二年仗。 曾国藩说他“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悍贼”。这话从一个死敌嘴里说出来，分量比任何褒奖都重。 可我想说，陈玉成这辈子最可惜的，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李秀成没来，洪仁玕指挥不动，洪秀全猜忌，苗沛霖出卖——他不是打不过湘军，是身后全是坑。一个靠战功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年轻人，到头来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孤军。 太平天国那些王爷们，哪个不是在盘算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人马？陈玉成的地盘在皖北，那是他从湘军手里一寸一寸夺回来的；李秀成的地盘在苏南，打得富庶也守得安逸。洪仁玕说要两路救安庆，李秀成嘴上答应，脚底下压根没往武汉迈。后来安庆失守，天京倒计时，李秀成也急了，可他再急也晚了。 英雄末路最可悲的不是被敌人打败，是被自己人当成弃子。 苗沛霖后来也没得好死。湘军腾出手来收拾淮北，他困守蒙城，趁夜逃跑，被手下砍了脑袋，献给僧格林沁。胜保保不住他，他那一套看风使舵的把戏，到头来连自己都栽进去。可这有什么用呢？陈玉成回不来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历史从来不缺英雄，缺的是让英雄不被辜负的土壤。陈玉成的悲剧，一半是曾国藩的深沟高垒打出来的，一半是自己人那颗分崩离析的心喂出来的。安庆保卫战与其说是湘军打赢的，不如说是太平天国内部先认输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