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柯庆施这个人，党内资历摆在那儿，明眼人都得认他是个实打实的老资格。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同志，跟他前后共事好几年，给过一个挺实在的评价——别的不论，单就那股清清白白、不贪不占的作风，马达晚年提起来仍会点点头，说这点是非得表扬不可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也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02年，柯庆施生在安徽歙县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那会儿安徽的光景乱得很，今天皖系明天直系，今天这个司令明天那个督军，老百姓过得提心吊胆。他十来岁就爱往县城学堂跑，蹭人家的报纸看，把国家大事当自家事惦着。到了1920年，刚满十八岁，胆子也壮了，竟直接给陈独秀写了封信，谈时局谈出路。陈独秀一看落款——歙县，小同乡，再读内容，咦，这后生不糊涂。回信就几个字：你来上海吧。 就这么一句话，把这个皖南山沟里的年轻人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到了上海，柯庆施脚没沾地就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会儿党还没正式成立，早期组织那叫一个简陋，开会躲在亭子间，联络靠跑腿，随时得防着巡捕房的眼线。可他没退过，反而越扎越深。 这里要说1921年10月那桩事。 那天下午，他和包惠僧、杨明斋几个人在陈独秀家里，楼下高君曼张罗着摆麻将——说是打牌，其实是为了掩人耳目谈事情。刚码好牌，前门响了。包惠僧去开，几个“白相人”横着身子就闯进来，嘴上说买《新青年》，眼睛却四处溜。僵持间，陈独秀穿着拖鞋下了楼，这一下全栽进去了。巡捕房一股脑全带走，连名字都上了报，二十岁不到就落了案底。 坐了一阵子牢出来，柯庆施没缩。地下工作照干，接头照跑，该去哪还是去哪。这件事后来被他自己淡着提，别人也很少问，但在那个年代，蹲过巡捕房的经历，不是谁都扛得住的。 1922年开春，他随张国焘、邓培去了莫斯科，参加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那趟出门挺开眼界的，还见到了列宁，握了手，聊了几句。这个经历在党内稀罕得很，后来王明私下感叹过——“咱们这些人，也就老柯见过列宁”。毛泽东也当面喊他柯老，不是客套，是认那个辈分。 但党内资格老，不等于路走得顺。 延安整风那几年，柯庆施差点被整趴下。1933年那桩旧事被人翻出来：中央派他去满洲执行任务，携带一笔经费，他因敌情紧张在天津滞留，回头汇报时又没说实话。这事搁今天叫组织纪律问题，搁当年那种氛围里，被康生一伙人往“特务”上引，墙上刷的标语都出来了。杨尚昆晚年回忆录里记过一笔：康生诬陷他，柯庆施那段历史确实有问题，但绝不是什么特务。 最惨的还是家事。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被牵连进“四川红旗党”假案，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了井。 这件事给柯庆施留了一道深疤，从骨子里划过去那种。从那以后，他在生活作风上把自己逼到了一种近乎苛刻的程度——不是装，是怕。怕被人抓到半点把柄，怕再因为“不干净”被人拿住话柄。马达后来琢磨透了：柯庆施那股清规戒律一般的自律，根子不在修养，在创伤。 1954年，柯庆施调上海，接手陈毅留下的摊子。 那会儿的上海，虽然换了红旗，但十里洋场的底子还在。干部手里握着批条子的权，想捞点油水太容易了。可柯庆施到任没几天，就把话撂死了：八点以后谁也别来串门，什么东西也别往家里拎。 马达亲历过一件事。 那年腊月二十九晚上，他去柯家改报告。刚进走廊，迎面撞上行政处一位处长，手里提着一只金华火腿，油纸包得齐整，兴冲冲往里走。门一开，柯庆施抬眼看见那只火腿，脸色刷地就变了。没等对方开口，劈头一句：“从哪弄的？拿走。”那处长以为领导客套，还往前递了递。柯庆施真急了，抬手往外推，火腿撞在走廊墙上，“砰”一声闷响，油纸绽开，香气四溢，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喘。 马达站在五步开外，看那只撞瘪了的火腿，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人，是真不贪。 后来他跟人讲，我不是因为他穷才敬他，是他在那种风气里守得住，才难得。 可话说回来，清廉归清廉，政治上是另一回事。 柯庆施在上海十年，搞工业、抓生产、整风气，能干是真能干。1957年《乘风破浪》那份报告，毛泽东亲自改过，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被他拿来做例子问话，场面一度尴尬。他对上意揣摩得细，跟张春桥关起门来磨稿子，一句“全国一盘棋”到现在还常被引用。 但也就是这个人，1962年把张瑞芳叫去谈话，让她撤出《七月流火》，当面撂下一句“死人也得查清底细”。也是他，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把文艺题材卡得死死的，上海的创作空气硬生生冻住了好几年。 这里面有个悖论，特别扎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