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说不能忘了他。 这一天，兰考没有交通规则，只有泪水筑成的堤坝。 2004年5月7日，郑州通往兰考的公路上，发生了一场极为罕见的“拥堵”。此非寻常车祸之祸端，亦非常见路障之阻碍，呈于眼前者，竟是整整十万双屈膝跪地之膝盖，景象震撼，引人深思。 灵车走不动了。车轮每向前滚动一米，都要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碾碎无数理性的逻辑。车窗里躺着的，是一个被官方档案定义为“刑满释放人员”的老头。车窗外，十万名披麻戴孝者齐齐跪地，仿若一片素白的哀伤之海。他们皆如“儿女”般，以这悲戚之姿，在无声中诉说着深沉的哀恸。 人群绵延了几十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农，有丢下锄头的汉子，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在拦什么？在拦一个甚至连正式追悼会都没有的魂魄。 灵车之内，静静躺着一位老人，他便是张钦礼。那肃穆的氛围，似在诉说他一生的故事，让这场景添了几分凝重与深沉。要读懂这场震撼的送别，我们得把时间轴拨回到几十年前，去算一笔令人咋舌的“经济账”。 张钦礼这辈子，做过一笔最赔本但也最划算的买卖。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接手兰考时，这里不仅有焦裕禄留下的精神，还有漫天的风沙和盐碱。身为一县之长，依照相关规定，上级为其配备了一辆吉普车。这辆车既是工作所需的便利工具，也是他肩负一方责任的身份象征。 他围着那铁皮盒子转了几圈，觉得这车窗玻璃太厚，隔音太好，坐进去就听不见地里的哭声了。他转头就把车卖了。 后来官做得大了，配车升级成了更高级的“华沙”轿车。他又干了一次“败家”的事，把这辆象征特权和地位的轿车也变现了。 这几轮倒腾下来，他手里多了四万五千块钱。在那个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的年代，这是一笔足以让任何人眼红的巨款。 钱去哪了？一分没留。他把这四万五千块变成了几十个贫困生产队的种子、农具，还有几十台柴油机和水泵。 原本亩产只有几十斤的盐碱地，因为有了水，粮食产量翻到了几百斤。这笔账很清晰：他用自己屁股底下的“享受权”，换来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存权”。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笔救命的账，后来成了他入狱的“罪证”。 1979年，时光的车轮缓缓前行，已至63岁的张钦礼，带着岁月的沧桑，毅然站在了肃穆的被告席之上。那四万五千块钱的去向，被定性为“擅自变卖国有资产”。 随着法槌重重落下，清脆声响回荡在肃穆的法庭。最终，法律的裁决尘埃落定——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正义以这般决然之姿彰显。 这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他因为动了公家的车去救百姓的命，结果把自己换进了监狱。在牢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只知道这个倔老头拒绝认罪，也拒绝特殊照顾。 更有意思的是，他把监狱变成了诊所。 早年间，因为看不得百姓看病难，他自学了中医，工资大半都换成了药片，背着药箱夜诊，被百姓喊作“张医生”。 踏入牢狱之境，往昔练就的这身本领并未因环境的困厄而散失，于这幽闭之地，它依旧如影随形，未曾消逝。他于狱中，心怀悲悯为狱友悉心诊治，以严谨之态整理资料，于方寸之地，以仁心与专注，书写着别样的坚守与担当。他在高墙之内，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治愈欲”——治地、治人、治心。他言辞坚定：“兰考的树已焕发生机，百姓也有了果腹之食。即便为此身陷囹圄，我亦毫无悔意。”” 1990年，大门打开。走出之时，张钦礼已不复当年壮汉模样。岁月悄然雕琢，他成了一位白发苍苍、背若弯弓、身形瘦削的老者，尽显时光沧桑。 没有鲜花，没有平反文件，甚至失去了公职身份。他重返兰考那座老屋，生活境况着实清寒。每日粗茶淡饭，屋内陈设简陋，日子过得可谓清贫到了极点，却也在这一方旧舍中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宁静。 按理说，这样一个带着“劳改犯”标签的老头，应该在角落里默默了此残生。但在兰考，官方的评价体系似乎失效了。 虽然没有权杖，但他手里有把旧自行车把。七十多岁的他，依然推着那辆破车，在村头转悠，帮着修路，帮着助学。乡亲们看见他，也不躲，手里有点热乎吃的，都要硬塞给他。 直到2004年他在郑州病逝，这种平静下的暗流彻底爆发。 于是，便上演了开篇的那一幕场景。它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在时光的舞台上徐徐展开，带着几分意外，又有着别样的韵味，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十万人拦车哭灵，这是任何行政命令都组织不起来的规模。 自他入土为安后，日子悄然流逝。然而，更为奇幻莫测之事接踵而至，宛如荒诞梦境般，打破了日常的平静。 在兰考的墓地上，石碑如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地拔地而起。它们静静伫立，似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与传承。一块，两块，继而累积至一百多块……那数字的递增，似岁月的刻度，在不经意间堆叠起别样的意义。 主要信源：（红歌会网——河南宣传部原副部长：沉痛悼念张钦礼同志含冤逝世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