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在德国的中国人说，欧洲老人等到年龄大后，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这里，他们更愿意用仅剩的时间去享受剩下的时光，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 欧洲不少国家老龄化早已超过百分之二十，可医院里临终的老人却在变少。法国近十年，医院离世老人的比例明显下降。那些本该躺在ICU插满管子的身影，被制度和选择分流到了公园长椅、街角面包房和自家卧室。 阿姆斯特丹一位九十二岁老太太摔倒后，医生判断即便抢救也只能长期成为植物人，家属拿出她生前写下的预嘱，伦理委员会认定“治疗无意义”后停止报销，几天后她在镇静和陪伴中离世。 这种做法看似冷酷，却帮家属切断了“不得不抢救”的道德枷锁，也让当事人按自己设定的方式谢幕。 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把钱跟着人走，老人愿意在家养老，政府就付费请护士上门，一旦赖在医院，这笔钱就没了。资金被引向社区照护而不是昂贵病房。 南欧一些财政紧张的国家，公立养老院经费不足，“不抢救”有时带着无奈，但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过度抢救都在被制度一点点挤出。 托起这种选择权的，是写在纸上的“死亡遥控器”和一辈子养成的身体底子。在很多欧洲国家，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一个人神志不清后，当初写下的意愿凌驾于医疗技术之上。 慕尼黑八十五岁老面包师确诊癌症后拒绝化疗，只想回店里再烤几炉黑麦面包，几个月后在睡梦中离世。瑞士的调查显示，大量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每周都坚持户外活动，山间徒步、公园骑行成了他们对抗卧床的肌肉储备。 把视线拉回我们熟悉的病房，画风就完全不同了。同样是走向生命尽头，欧洲老人像是在捧着夕阳慢慢告别，不少中国老人却被按在“续命流水线”上。 条件好的医院老年病房长期爆满，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靠机器维持生命的老人比比皆是，家属轮班守在门口，一边说着“多活一天是一天”，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开支。 这里面，观念固然重要，钱包更是隐性的操盘手。很多农村和底层老人六十多岁还在地里干活、在工地搬砖，不是不想歇，是实在歇不起。 手里没多少积蓄，医保报销比例有限，一旦得了重病，要么硬扛，要么凑点钱住几天院，稍微好一点就急着出院，根本没有资格在病房里长期“续命”。 另一边，拿着高额退休金、享受高比例报销的老人，则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对一些家庭来说，老人活着既是亲情，也是现金流。 不少在德国、法国生活多年的华人发现，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背着包旅行、在公园骑车、周末自己开车去超市买菜，是常见风景。他们年轻时就坚持爬山、散步、少油少盐，退休后不把自己锁在家里带孙子，而是去老年大学学画画、学乐器，或者约朋友去周边国家度假。 相对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独立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不必把晚年系在子女和医院身上，更敢于在生前写下“不插管、不抢救”的预嘱。 欧洲老人不爱卧床，并不是天生看得开，而是保险制度、医疗规则、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共同塑造的结果。 当一个社会愿意用制度约束过度治疗，用法律尊重生前意愿，用公共资源支撑普通人从年轻时开始储蓄健康资本，老人就有机会少躺几天病床，多走几步路，在告别之前多看几眼生活本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