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1928年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书香门第家庭。12岁时他加入途经家乡的红军队伍。此后因识字和头脑灵活，分配到宣传队担任相关工作。宣传队负责书写标语、编写顺口溜等任务，他逐步成为骨干人员。宁都暴动后，他被派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担任队长，参与改造起义部队工作。该军团在长征中承担断后任务，经历多次激烈战斗。肖成佳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协助维持部队士气。他后来调任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队长，继续开展类似工作。 宣传队经常组织话剧演出以鼓舞士气。其中一部名为《花机关》的话剧在九军团频繁上演。肖成佳在剧中扮演主角，代号为三号花机关。该角色基于红军对冲锋枪的俗称，花机关指枪管散热孔形状和猛烈火力。话剧内容结合宣传需要，肖成佳表演获得部队认可。三号花机关成为部队内部少数亲历者熟悉的文化符号。演出活动贯穿反围剿和长征前期。肖成佳通过这些工作从宣传员逐步参与更多事务。话剧符号在多年后起到关键作用。部队文化活动帮助凝聚力量。 1934年肖成佳随红五军团参加长征。部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条件极为艰苦。他从宣传人员转为承担更多任务。1935年二渡赤水后，红军在桐梓西北地区驻守。朱德指示派一个排阻击川军援军通往娄山关的小路。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委派肖成佳带领加强排执行任务。这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指挥作战经历。他带领部队埋伏，从凌晨4点坚持10多个小时。战斗中黔军抵抗后逃窜，完成迟滞任务。清点战场时发现右手负伤。此后九军团单独行动转战1000多里，上交十万银元并扩大队伍。长征过程中肖成佳积累战斗经验。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任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三过草地期间部队面临严峻考验。西路军组建后他转入该部工作。古浪战役中西路军损失惨重，肖成佳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从死人堆中将其背出。随后他随60余人的红军伤员队伍在西部地区转移。一天晚上队伍在小村庄休整时遭遇马家军骑兵包围。他不幸被俘，1938年初被押回江西泰和县老家。家人用30块大洋将其赎回。此后他与组织彻底失去联系。证件在战乱中遗失，仅剩伤疤和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退伍军人登记和补助发放。肖成佳多次向地方部门申请恢复红军身份。每次均因材料不全、缺少证人而被拒绝。这一过程持续三十年。他在西南边境小山村务农，生活清贫。村里有人私下议论其经历。一次村里发放补助时，档案查无此人导致公开否定。他继续下地劳作，没有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特殊时期身份问题带来额外困难，但他坚持原有态度。四十多年间他反复回忆红军经历和长征细节。这些记忆成为支撑。 1979年肖成佳从收音机听到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消息。黄火青曾是红九军团政治部负责人。他决定前往北京求证身份。身无分文情况下乘坐绿皮火车历经三天三夜抵达北京。携带少量干粮，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在几个军政大院门口连续等待多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观察进出车辆多日。终于看到目标车辆驶出大门。他上前拦阻车辆。车上人员包括黄火青。警卫员上前阻拦。他提及三号花机关符号。 黄火青对三号花机关有所印象。该符号来自当年宣传队话剧，外部人员难以知晓。肖成佳随后被带入办公室。他唱起黄火青当年教唱的苏联歌曲杜娘歌。歌曲旋律准确，唤起黄火青对往事的记忆。黄火青确认其身份。肖成佳没有过多陈述，只是通过这些细节证明。黄火青安排人员查证红军身份。工作人员翻阅尘封老红军名册和战地记录。辽宁一位老干部寄来佐证信件。不到两周时间核实完成。 红军身份正式恢复。盖有红章的证书发放到手。政府将光荣之家牌匾挂到家中。村民态度发生变化。肖成佳继续保持朴实作风，作为农民下地劳作。清晨扛农具前往田间，弯腰劳作至日落。午间在田埂休息，下午继续工作。不张扬，对他人保持原有态度。恢复身份促使更多地方重新梳理失联老兵档案。部分沉默英雄得到确认。肖成佳晚年回忆长征岁月，想念未能走出雪山草地的儿时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