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扭捏认错。它在社论中承认,自己13年前极力鼓吹大麻合法化,是有点过火了,这笔学费现在美国老百姓正在偿还。 这件事在美国舆论场上掀起不小风波,毕竟,当年就是《纽约时报》率先喊出“该合法化”的口号,把联邦政府当成墨守成规的传统象征,大有一副“时代弄潮儿”的气势。 一个媒体曾经用尽全力助推某项社会变革,如今回头说:哎呀,可能太激进了,那这个结果到底谁埋单?显然是普通美国老百姓。 时间回到2014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委员会那会儿几乎是全力冲冲冲,连续发了足足六篇重磅文章,目标就一个:呼吁废除联邦层面的所有大麻禁令。 他们还把大麻禁令和20世纪的禁酒令相提并论,意思是历史已经证明禁酒也禁不住,那就干脆放开,还能刺激经济云云。 调子拉得很高,一边标榜自由与进步,一边向大麻贴上“无害”“小问题”的标签,就在媒体舆论这一轮轮洗脑之下,美国不少州开始迈进合法化进程的深水区。 其实,当时就有不少反对声音指出,大麻消费可能带来一系列公共健康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但这些声音在当时被贴上“保守”甚至“恐吓”的标签。 主张合法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更是踩上极端立场,直接说大麻不仅无害、还养生,还有助睡眠、缓解焦虑,甚至对社会犯罪和毒品问题有缓解作用。 听起来全是利好,仿佛合法化之后就能进入一个“解放”的新时代,可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如今再看这十三年,美国大麻消费的激增,已经超出了所有当初预测的尺度,根据权威数据,目前美国几乎每天在使用大麻的人,已经超过1800万。 2012年时这个数字还只是600万,更早的1992年,还不到100万,13年功夫,增加了近二十倍。 而且这已经不是“偶尔吸一点”的程度,而是将其变成了生活一部分的群体,像日常喝咖啡、抽烟一样成为一个“习惯操作”。 更加讽刺的一点是,根据美国官方饮食健康和人群生活统计,现在美国每天使用大麻的人数,已经反超了每天喝酒的人数。 这种跃升并不是悄悄发生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和法律导向共同塑造出来的,一个曾经是舆论忌讳的话题,如今在很多年轻人之间,几乎成了一种“潮流文化”的标配。 这本来只是政策松绑,却一不小心弄成了消费主义狂潮。 拉高视角来看,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这么高频率的大麻使用,会不会带来人群心理健康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改变? 美国官方至今没有交出一个完整答卷。 很多数据其实已经在提示,比如成年人抑郁、焦虑人群比例升高,青少年因过量使用大麻导致注意力障碍、学业停滞等情况日益常见,还有驾车过程中因大麻影响判断能力而引发的车祸,数量也比十年前有成倍增长。 《纽约时报》那一纸迟到的道歉,看似态度诚恳,但真正要追问的是:这是不是一种“卸锅”行为? 所谓的“我们当年太激进”,听起来是自我反省,细嚼起来却更像在为当年仓促推动合法化找借口。 在那样一个关口,一个具备极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没能对可能发生的长效后果进行足够严谨评估。 只是选择快速站队、制造声势,为意识形态背书,最终让整个国家走向了一个难以收场的方向。 而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关变革并不是“可以随时反悔”的,一旦合法化落地,想要回收成本和扭转社会结果,比重新立法要难许多倍。 尤其是在很多州,大麻产业变成了税收来源之一,一旦涉及资本和政府财政,任何“纠偏”都变得更加复杂而缓慢。 而今天的《纽约时报》,虽然态度上出来说了几句“我们当初太理想化”,但它并没有真正承担起舆论失误背后的责任,更没有对当年生产的大量拥有误导性的言论进行逐条澄清或反思。 公众能看到的,只是一份说了点重话但没有真诚兑现后续行动的社论。 所以问题就来了:《纽约时报》的道歉,是亡羊补牢,还是洗手不干?是对国家未来的负责,还是替自身捞一份“清白”的声明? 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句“我们错了”就可以糊弄过去的。 媒体不是普通吃瓜群众,一套逻辑推动合法化,就有义务在事态反转时站出来主持舆论伦理,而不是,放完“炮仗”之后,一走了之。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这场“大麻合法化实验”,还将等待更多年去验证它的真正代价。 而这个代价,并不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编辑部里,而是出现在一个又一个低收入社区、年轻人的课堂、普通家庭的饭桌边。 这些普通美国人,才是真正埋单者,也是这场冒进决策中的无声主角。

豆腐小僧
有钱就是任性,随意,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