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毕业，打过北伐，也参加过抗战，在国民党军中有“儒将”之称。他性格沉稳，做事讲原则，对家庭也很看重。陈碧莲是他在上海认识的女子，出身书香门第，长得端庄，谈吐文雅，两人婚后感情一直不错。可谁也没想到，一次工作调动，会让这段婚姻走到尽头。 那年离京前，郑洞国特意在上海多留了几天，想跟陈碧莲好好商量。他坐在客厅的藤椅上，耐心地说：“北京现在是首都，水利部的工作很重要，我想趁着还能做事，多为国家出点力。”陈碧莲坐在对面织毛衣，手指不停，却低着头不说话。 过了很久，她才轻声说：“我不是不支持你工作，只是北京的冬天太冷，我从小就怕冷，去了肯定受不了。”郑洞国知道她的脾气，她决定的事很难改变，便叹了口气：“那我先去，你在上海照顾好自己，以后有机会再接你过来。” 到了北京，郑洞国住在单位分的宿舍里，一间小屋，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他每天早出晚归，忙于水利工程规划和调研，常常深夜才回来。同事们看他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劝他再找个伴，他总是摇头：“我有老婆孩子，只是暂时分开，不能做对不起家人的事。”可他没想到，陈碧莲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平静。 她出身大家闺秀，平时靠郑洞国的薪水维持生活，郑洞国走后，家里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她尝试找工作，可那个年代，已婚妇女就业很困难，几次碰壁后，她心里渐渐有了怨气。 更让她不安的，是周围人的议论。她的一些亲戚朋友说：“你老公在北京做大官，你一个人在上海享清福，多好啊。”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种“清福”是孤独的。她想念郑洞国，可又觉得北方的寒冷和陌生让她无法适应，加上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有次她生病，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她躺在床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意思。 一年后，她终于提笔给郑洞国写信，信里说：“我们性格不合，生活习惯差异太大，继续下去只会彼此痛苦，不如分开，对大家都好。”郑洞国收到信时，正在整理黄河防洪的资料，他看完信，手微微发抖，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他回信劝她，说可以等她适应了再去接她，也可以在北京帮她找个合适的工作，可陈碧莲的态度很坚决。 签离婚协议那天，郑洞国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想起两人在上海的时光，想起她穿着旗袍在弄堂里走的样子，想起她做的红烧肉的味道。可他更知道，强扭的感情不会幸福，既然她已经决定了，他只能尊重。他拿起笔，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笔尖划过纸的声音，像一声叹息。 离婚后，郑洞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多个水利项目，常年奔波在工地一线。有次在河南考察，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女技术员，两人聊起水利工程，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那女技术员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性格开朗，不怕吃苦，愿意跟着他四处跑，两人相伴走过了余生。 而陈碧莲，后来在上海的一所小学当了老师，生活平淡，但安稳。她偶尔会想起郑洞国，想起那个在北方为水利事业奔走的男人。她知道，他们之间的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生活的现实和彼此的无法妥协。 婚姻里，有时候比爱更重要的，是彼此的理解和适应。当环境和习惯的差异无法调和，放手也许是对双方最好的选择。郑洞国的选择，既是对妻子的尊重，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