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消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警告称，若不采取行动，未来几年中国潜在经

《南华早报》消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警告称，若不采取行动，未来几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2.5%左右。

他补充道：“若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出现强劲回升、居民消费无法实现有效扩大，中国经济增速将难以达到4%或更高水平。”

2%–3%的增速正成为中国分析师圈子里越来越普遍的参考增速。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如果剔除**不确认不良投资所带来的“正面”影响**，2%–3%实际上已经是增长的上限。

中国的GDP增速数据与大多数其他大型经济体**不具可比性**，原因并非许多人所认为的北京在数据上造假，而是因为中国经济中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的一部分运行在软预算约束之下，使其能够无视无效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恰恰是这部分经济，负责完成GDP增长目标。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地方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无论这些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合理。

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不良投资会被减记，相关损失从GDP中扣除，从而部分抵消此前投资对GDP增长的正向拉动。

但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不良投资仍按成本计量而未被减记，这表现为资产高估与总利润虚高（减记坏账会降低利润）。其后果之一就是债务激增。

周天勇认为，若实施一整套恰当的改革，中国仍可以**保持2.5%以上的增速**。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这一判断假定可以忽略此前被高估的GDP。事实上，如果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被高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资产终将被减记。

更重要的是，所谓“一整套恰当的改革”包括：- 将投资至少削减四分之一，甚至可能更多；- 扭转导致消费占比过低（同时制造业竞争力过强）的转移支付机制。

这两项改革都将显著提升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并减少坏账累积，但也必然导致GDP增速大幅回落。

这正是日本当年的教训之一。1991–2008年，日本大幅削减无效投资，同时将消费占GDP比重提升了10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日本年均GDP增速勉强超过0.5%，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佩教授这段话应该容易理解，对比一下去年11、12月公布的经济数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