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员马识途正准备回公馆，却看到保姆坐在门口，还警惕地盯着他，马识途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要不然保姆不会这样！ 1949年初春的成都，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 地下党员马识途像往常一样走向童子街的住处，手中提着一包药材，长衫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晃动。 这位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公开身份是来自万县的药材商人张先生，租住在一条普通巷弄的小院里。 然而这一天，院门口的情景让他瞬间警觉。 保姆刘妈没有在厨房忙碌，而是直接坐在大门石阶上，脊背挺得僵直，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巷子两端。 马识途没有径直上前，而是自然地拐进隔壁茶铺，要了一碗花茶。 透过窗户，他观察到更多异常，刘妈拒绝与邻居闲聊，院墙角落有陌生的宽大鞋印，巷口出现了不吆喝生意的陌生烟贩。 这些细节在他脑中迅速拼凑出一幅危险的图景，特务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自投罗网。 当时的成都正处于政权更迭的前夜。 随着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最后的控制区加大了镇压力度。 194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后叛变，导致地下党组织面临严重威胁。 作为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很清楚自己已成为特务重点追捕的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识途的日常行动更加谨慎。 他备有可以两面穿的风雨衣，一顶能遮住大半张脸的罗宋帽。 随身带着两副不同款式的眼镜，甚至特意留起胡子以便紧急时改变形象。 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在关键时刻成为保命的重要保障。 面对门口的异常情况，马识途展现出了地下工作者特有的冷静与机智。 他通过邻居孩子向刘妈传递“张老板今晚不回来”的消息，观察到刘妈如释重负的反应，从而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他没有返回药材铺，而是径直出城，在东门外的棚户区躲藏了一夜。 第二天传来消息证实，军警在前夜抓捕了多名“共产党嫌疑分子”。 这一系列看似简单的行动，实则是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集中体现。 马识途的革命信念是其能够在危险环境中坚持斗争的精神支柱。 1938年，24岁的他在汉口入党时，将原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寓意“老马识途”，表明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正确道路。 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包括第一任妻子刘惠馨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悲痛。 这些个人遭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加深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理解和坚守。 马识途的脱险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幸运，更对川康地区的地下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他及时脱身并成功向香港的上级组织汇报，川康特委的组织系统得以最大程度地保全。 这使得地下党能够在解放军入川时更好地配合工作，为成都的顺利解放创造了条件。 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关注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作用。 保姆刘妈虽然并非革命者，但她的微妙反应成为了马识途判断危险的重要信号。 这种普通群众与革命者之间的无声默契，也是地下工作能够开展的重要基础。 马识途后来托人给刘妈捎去十块大洋，并通过当地政府给予关照，体现了他对这段经历的铭记。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将革命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源泉。 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以牺牲的妻子刘惠馨为原型，而《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则被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 即使在晚年，他仍然坚持创作，105岁出版《夜谭续记》，107岁出版《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出版纪录。 马识途的人生轨迹展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韧与智慧。 从地下斗争到文学创作，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 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见证，更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生动记录。 主要信源：新华网《作家马识途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