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那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寿衣”，而是一套旧得不能再旧的衣物。褪色的白衬衫、磨破的裤腿、袖口的缝补清晰可见，一看就是穿了很多年的旧衣服。 “你们这是干什么？”韩宗琦忍不住问了出来。但高振普几乎是立刻回道：这是邓颖超亲自指示的，让从周总理平日衣柜中挑出的常穿衣物，不许购置新衣。 像是在特意强调，连最后的这件事，也不能违背他的生活原则。这件小事，如同一扇窗口，清清楚楚地照出了一个大人物的生活全貌。 周总理不是偶尔节俭，而是真把节俭当成了生活规律。他在西花厅办公几十年，衣柜里最多的，是打着补丁的中山装； 靠背椅子的扶手被磨得铮亮，每道划痕都是年年月月坐出来的——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可能就体现在这些不声不响的细节里。 他不但自己过紧日子，还反复对身边工作人员强调不能浪费。吃饭剩下的菜，他会留着第二顿，极少动用公车出行，哪怕是去医院看病，也常常用自家座驾，把能省的全省了。 可正因为这一贯的生活方式，让他离世后的告别变得有些“困难”。工作人员临时发现，衣柜里根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最后才只好照邓大姐的意思，用了这套“常服”。 韩宗琦虽然一时情绪激动，但最终还是照着周总理的习惯，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好，袖子拉平整，裤腿塞得工工整整，衣领处还特意别上了别针。 他没有用更多的言语，这本身就是对这位老首长最大的尊重。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非要这么“抠”？普通干部可能都不至如此。 可必须看到的是，周总理的这份节俭不是出于习惯，而是一种坚定信仰。从在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他就是那种能把每一分生活费都挤到极致的人。 在百废待兴的革命年代，他要求每个根据地都得物尽其用，后勤处连一根绳、一段布头都不能随便丢。建国之后，他提出的节约，是有原则的、带头执行的。 不是嘴上说说节能环保，而是真的连自己袜子都让人补了又补。哪怕是已经身居高位，生活依旧如初。遗体告别仪式那天，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外是蜿蜒数百米的送别人群。 工作人员记得，大风吹过，长安街两边的群众却没有人说话，只有低头含泪，静静注目。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总理走得这样朴素，最后连墓碑都没有。 这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而是因为他自己早就留下遗愿：不建陵园，不搞特殊。后来的骨灰也不是存放，而是由专人撒入祖国的江河之中，“归于人民”。 这一份从始至终的坚持，恰恰是影响最深远的。在那个时代，许多人对“节俭”这两个字的理解，正是一点点地从总理的日常中得来的。 连他的理发师朱殿华都曾说过，他第一次见到有人把袜子补成“织网”的程度还舍不得扔。这种骨子里的节俭，其实就是一种信仰与纪律的体现，也是对国家资源极端珍惜的态度。 它并不华丽，也不浪漫，但它实在，是可以一代代传下去的精神财富。周总理离世已久，但那天在西花厅穿上旧衣、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画面，依旧让人久久不能忘。 不是悲壮，也不是怀旧，而是让人看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如何在生活的每一刻、哪怕是离别时也仍然尊重他的原则。 这或许更能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对“总理”有着如此深切的情感和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