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一70后男子，谎称离婚，与90后女子谈恋爱，并送给对方一只两万多元的金手镯。哪知道，男子妻子找上门，称他们没有离婚，这是共同财产，要求女子返还，女子不愿意。妻子将女子告上法庭，法院判了。 35岁的周某原本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成熟稳重、真心待她的男人，却没想到，对方被对方精心编织的“离异单身”人设骗了。 53岁的王某长期混迹于棋牌室，日子过得松散随意。正是在这样的场合，他结识了比自己小18岁的周某。两人初次接触时，王某表现得极为坦诚，主动强调自己“已经离异”“一个人生活”，言谈间透露出对周某的好感。 面对年龄差距，周某并没有马上投入感情。她态度谨慎，只是普通接触。但王某显然不打算慢慢来。他频繁示好、刻意营造安全感，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家庭负担，希望尽快确定关系。 2025年8月20日，王某带着周某走进金店，挑选了一只价值25012元的金手镯，并当场为她戴在手腕上。这一举动，成了关系的分水岭。在周某看来，这是对方认真对待感情的直接证明。她并未索要，也未提出任何经济要求，只是在“被选择”的情绪中，接受了这份礼物。 几天后，两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然而，这段关系的“保质期”，短得令人猝不及防。没过多久，周某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那头的女子自称翟某，是王某的合法妻子。她语气冷静而明确：两人并未离婚，只是闹矛盾分居；那只金手镯，是王某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要求周某立即返还。 这一通电话，几乎击碎了周某对这段感情的全部认知。她第一反应是否认，质问对方：“不是已经离婚了吗？”得到的回答却异常清楚——从未办理过离婚手续。 周某随即联系王某，得到的却不是解释和承担，而是态度的急转直下。前一秒还在说“以后一起过日子”的男人，很快站到了妻子一边，明确表示：手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该返还。 周某感到愤怒，也感到不公。她认为，自己从始至终都是被欺骗的一方。若知道王某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她绝不可能与其交往，更不可能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她并未主动索取财物，更未参与隐瞒事实。 基于这一立场，周某提出折中方案：同意返还一半金额，另一半应由王某自行承担责任。她认为，这是对“过错分担”的合理体现。 但事情并未朝着情理方向发展。2025年秋，翟某将周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返还金手镯对应的全部价款。王某在诉讼中并未为周某作任何辩解，反而明确支持妻子的诉求，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 案件进入司法审理阶段后，争议的焦点逐渐清晰：一个隐瞒婚姻状况的男人，用夫妻共同财产向第三人赠与大额财物，该行为是否有效？第三人是否可以因“被欺骗”而免除返还责任？ 法院在审理中，直接适用了《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该条明确，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隐瞒已婚事实，以维系婚外情为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明显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也突破了社会普遍认可的婚姻伦理底线。 在这一法律评价下，赠与行为自始无效。也就是说，这只金手镯在法律上从未合法“属于”周某。 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某曾表示手镯已经丢失。法院据此判决其返还等额价款25012元，并承担相应诉讼费用。一审判决作出后，周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 从结果看，周某在人身和财产层面，都是“输家”。她失去了感情，也承担了经济返还责任。而那个真正制造混乱的人——王某，却几乎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直接代价。 在法律结构中，婚姻关系具有高度稳定性和优先保护性。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保护的是家庭整体利益，而非个人情感得失。只要婚姻关系合法存在，任何未经配偶同意的重大财产处分行为，尤其是以不正当关系为目的的赠与，都会被严格否定。 对第三人而言，即便主观上完全不知情，也难以在财产返还问题上获得豁免。这并非对受害者的否认，而是法律在“保护婚姻秩序”与“个体公平”之间作出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本案中，王某并未成为直接的被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完全免责。在特定条件下，受害第三人仍可另行主张侵权或缔约过失责任。 只是，在现实中，很多被伤害的一方，往往在一场官司后，已无力再追究更多。 这起案件没有赢家。原配维护了财产权，第三人付出了代价，而制造一切的始作俑者，却轻易抽身。这也再次提醒：法律可以厘清财产归属，却无法替每一段被欺骗的感情讨回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