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遗体被解剖，体内的发现，让工作人员泣不成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

周总理逝世后遗体被解剖，体内的发现，让工作人员泣不成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病逝，按照他之前的遗愿，他的遗体被转运到北京医院进行解剖检查。在场的医护人员解开他的衣服时，就已经热泪盈眶，等到开始解剖遗体，周总理身上的情况，更是让所有人都泣不成声。 那间冰冷的解剖室里，安静得能听到仪器声和压抑的呼吸。主刀医生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韩宗琦，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周总理生前的口腔保健医生，与总理有着二十多年的情谊。当他颤抖着揭开覆盖在遗体上的白布时，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总理熟悉的面容，而是那具曾经为国家日夜操劳、如今已被病魔彻底摧垮的身躯。 腹部的位置，新旧交替的手术疤痕层层叠叠，像一道道无言的年轮，记录着最后几年里多达13次甚至14次的大手术。最新的那道伤口还在，是几天前最后一次手术留下的，皮肉尚未完全愈合。 但真正让韩宗琦和所有在场医护人员瞬间崩溃、泪如雨下的，是解剖刀划开之后看到的景象。癌魔的肆虐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肝脏、肺部、大脑……身体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器官，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癌瘤转移灶。一个器官上的癌痛就足以让人痛不欲生，而周总理的体内，是多个脏器同时被癌细胞侵蚀。 那位平日里在会见外宾时思路清晰、在批阅文件时一丝不苟的总理，就是背负着这样一具千疮百孔、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之剧痛的身体，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韩宗琦后来含泪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一切的起点，是1972年的一次常规检查。那年5月，医护人员在周总理的尿检中发现了癌细胞，最终确诊为膀胱癌。其实早在1967年，长期超负荷工作就已让他的心脏亮起了红灯。 但他从未停下，他对劝阻他休息的同志说：“我这样的身体，没想到这一年变得这么糟糕……我不能休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确诊癌症后，他反而更加争分夺秒，仿佛要在有限的时光里，为这个他深爱的国家倾尽所有。 病魔的攻势凶猛。从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起，他的病情不断恶化。膀胱内经常淤积大量血块，导致排尿极度困难；癌细胞的扩散带来了持续的剧痛。然而，在医护人员记忆里，他从未因疼痛而呻吟或呼喊。 他经常疼得浑身颤抖、冷汗淋漓，可一旦缓过来，第一句话总是问：“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病房成了第二个办公室，在病榻上，他依然处理着繁重的国事。甚至在一次刚做完手术、麻醉尚未完全清醒时，他紧急召见医学工作者李冰，用尽力气嘱咐的，竟是云南锡矿工人肺癌高发的问题，叮嘱一定要尽快解决。 他对自己苛刻至极，对他人却满怀不忍。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可一次醒来，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医生吴阶平，他说的却是：“我这儿没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你。”这成了周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那颗为祖国跳动了一生的伟大心脏，终于停止了搏动。十里长街，山河同悲。 然而，故事的震撼并未随着解剖结果的确认而结束。当工作人员为总理准备最后的衣物时，一个令人心碎的细节再次让所有人无言以对。卫士们翻遍了总理的衣柜，竟找不出一件没有补丁的新衣服。 最后送来的，是一件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布衬衫，以及一套穿了多年的灰色中山装。韩宗琦医生见状情绪激动，几乎要自掏腰包去买新衣，却被邓颖超平静而坚定地劝阻了。邓颖超含着泪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要烧掉的。” 他生前交代得明白：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不搞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但中央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情感，最终同意将骨灰撒掉，但仍举行了追悼会。1月15日深夜，一架小型飞机载着总理的骨灰，悄然升空。 骨灰撒向了四个对他意义非凡的地方：北京——他工作和战斗的中心；密云水库——他亲自督导、牵挂于心的水利工程；天津——他与邓颖超同志革命爱情开始的地方；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他彻底融入了这片深爱的土地。 从解剖台上那具饱受病痛折磨的躯体，到衣柜里那件带着补丁的旧衣，再到融入山河的不灭精魂，这三个画面构成了周总理离开时的全部写照。没有勋章，没有墓冢，他留下的是一个干干净净、鞠躬尽瘁的背影。我们常常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周总理用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给出了答案：奉献，是在极致的痛苦中坚守极致的责任；是在至高的位置上保持至朴的初心； 是在连生命都可奉献之后，仍觉得不够，还要将身后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他的肝脏布满癌细胞，但他的信仰纯洁无瑕；他的内衣打着补丁，但他的人格光辉万丈。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想起他，依然会热泪盈眶的原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 人民网《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