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汉奸是谁？ 他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要是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在南京城里最招人恨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行政院里那个穿长衫的福建人。 他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濬，与汪精卫那样在政治上公开投敌的汉奸不同，黄濬的破坏是隐蔽而致命的，他如同一把藏在暗处的钥匙，为日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黄濬此人在当时堪称才华横溢，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就有“神童”之誉，4岁识字，7岁能诗，长大后精通多国语言，在诗词书画和古玩鉴赏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与文化界的名流如张大千、徐志摩等都有交往。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文雅的学者型官员，却成为了日本间谍的重点目标。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个“中国通”，更是个老牌间谍，他看准了黄濬生活奢侈、经常入不敷出的弱点，便以重金利诱，最终将黄濬拉下了水。黄濬为了维持自己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惜出卖国家最高机密，还将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黄晟也拖入了叛国的泥潭。 1937年8月，一个决定淞沪会战乃至整个抗战初期局势的关键计划正在酝酿。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高度保密的军事会议，决定在长江江阴段最狭窄处设立封锁线。 这一战略的目的是要“瓮中捉鳖”，将当时停泊在长江中上游各港口的20多艘日本军舰和大量商船一举围歼。如果计划成功，将沉重打击日本海军力量，极大改善中国军队在即将爆发的淞沪会战中的态势。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几位最高军事长官，就只有担任会议记录的黄濬。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日本舰船竟突然开始全速向下游撤退。等到中国军队开始行动时，只截获了两艘商船，主要目标全部逃脱。这一重大军事机密的泄露，让蒋介石震怒不已，他意识到政府最高层中潜伏着日本间谍。 后经调查，泄密者正是黄濬。他将情报通过多种隐蔽方式传递给日方，有时在玄武湖公园的树洞中藏匿情报，有时则利用在新街口国际咖啡馆喝咖啡的机会，通过交换相同款式的灰色呢帽来传递信息。 黄濬父子组织的间谍网不仅泄露了江阴封锁计划，还多次向日军提供中国军政要员的行踪，导致冯玉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屡次遭遇暗杀危险。这些看似零星的叛国行为，实则编织成一张严密的情报网，不断削弱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黄濬叛国行为的直接后果是灾难性的，那些从长江逃脱的日本舰船迅速投入淞沪战场，为日军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援和后勤保障。据史料记载，在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高达25万余人，上海的最终失守与南京的迅速暴露，都与日军掌握制江权、获得持续补给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黄濬泄露江阴封锁计划，日本海军力量将受到重创，淞沪会战的进程极有可能被改写，甚至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也可能得以避免或减轻。 黄濬父子的叛国行为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1937年8月26日，他们在南京雨花台被公开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濬本人曾撰写过有关“奸细”的文章，考证出日本从元代就开始向中国派遣间谍，并提出惩奸的主张。他甚至在文中引用了一句讽刺秦桧的诗——“一朝奸细竟南奔”，这诗句不幸成了他自己的写照。 黄濬案留给后人的警示是深远的：在国家危亡之际，任何个体的背叛行为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与那些公开投敌的汉奸相比，隐藏在内部、窃取核心机密的叛徒往往更具破坏力。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包括内部防线的坚固建设。黄濬虽然才华横溢，但他的名字将永远与“汉奸”二字联系在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