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议员萨拉对总理默茨发出警告，如果德国再不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那么第一个倒下的不是乌克兰，而是德国。 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了，但是也能反映出德国现在的困境，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确实很艰难。 德国的能源困境首先体现在天然气储备的持续萎缩上。截至2026年1月，德国地下储气库的填充率已降至48.3%，这是自2022年能源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严峻的是，受极端寒潮影响，储备消耗速度远超预期。 到2月1日，储气率进一步暴跌至32.9%，较去年同期下降23.5个百分点。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冬季供暖安全。能源公司EWE负责人斯特凡·德勒警告称，如果消耗速度保持不变，储气库可能在3月供暖季结束前降至临界值5%。 虽然政府强调可通过现货市场补充供应，但现货价格波动剧烈，2026年1月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4.41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较年初上涨22%。这种价格压力最终会转嫁到企业和家庭身上。 工业领域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的路德维希港基地是全球最大的化工综合体之一，天然气需求占全国总量的4%。俄乌冲突前，该基地依赖俄罗斯管道天然气，每千立方米成本不到300欧元。但2022年北溪管道被炸后，能源成本骤增。 巴斯夫被迫调整生产计划，部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德州，那里的页岩气价格仅为德国的三分之一。 中小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一家名为汉斯的机械制造企业，每月天然气支出从8000欧元激增至2.3万欧元，订单量减少40%，最终裁掉6名员工。 2024年第一季度，23家德国机械企业因能源成本压力迁往匈牙利、捷克等国。这种产业外迁趋势正在削弱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默茨政府的能源政策调整未能有效缓解危机。总理提出的“复兴之路”计划将希望寄托在核聚变技术上，声称该技术将在30年内取代风电。但核聚变商业化尚需时日，目前全球首个示范堆预计2035年才能投入运行。 与此同时，政府放缓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步伐，下调风能和太阳能目标，并计划改革补贴体系。 这种政策转向被批评为“远水难解近渴”。更具争议的是，默茨承认前任政府淘汰核能是“严重的战略失误”，但重启核电面临技术和环保双重阻力。目前，德国仍有26吉瓦的风电设施被提前废弃，而这些本可继续提供稳定电力。 欧盟层面的能源政策加剧了德国的困境。2025年12月，欧盟通过法规要求成员国在2027年底前全面禁止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其中LNG禁令自2026年底生效，管道气禁令延至2027年9月。 尽管德国已建成威廉港等LNG接收站，但产能有限，且美国LNG占进口总量的59.9%，形成新的依赖风险。 更棘手的是，全球LNG市场竞争激烈，日本、印度等国也在抢购资源。欧盟与美国签订的三年7500亿美元能源协议被质疑不切实际，因为美国现有出口能力无法满足需求，新建项目至少需要3-5年才能投产。 社会层面的压力正在积聚。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影响民生，德国家庭年均能源支出从2021年的4120欧元增至2025年的5407欧元。 低收入群体受冲击最大，约1/5的欧盟民众无法获得正常供暖。这种经济负担正在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2024年萨克森和图林根州选举中，反战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异军突起，分别获得11.8%和15.8%的选票，反映出部分选民对现行政策的不满。极右翼选择党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其主张的“能源自主”口号吸引了不少对现状失望的民众。 面对多重挑战，德国需要在短期应急与长期转型之间找到平衡。短期来看，政府应加大对储气库的注资力度，通过国际合作多元化气源，同时为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临时补贴。 长期则需加快可再生能源建设，完善电网基础设施，并推动氢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默茨政府提出的“聚变2040”计划虽具前瞻性，但需配套更务实的过渡措施，避免重蹈能源政策摇摆的覆辙。 萨拉·瓦根克内希特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德国的能源困境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供应链脆弱性的缩影，其影响远超经济领域，可能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 如何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绿色转型，这不仅是德国的难题，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未来几年将是关键窗口期，政策选择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德国能否在这场能源危机中化危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