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一名女知青被公羊顶倒，她从地上爬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那只羊又退后几步，再次把她撞倒，下一秒，她弯腰拿起镢头，一下砸在羊的头上，不料，她却因为这一举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对宋燕秋来说，那一晚是委屈积攒到极点后的爆发。刚到通辽时，她只是个不会下手的城里女孩，面对清圈、剪毛、数胎这一串陌生活计，浑身都在叫苦。被种公羊从背后连顶两下，她在疼痛和羞辱里抡起镢头砸了过去。 对谭雅北来说，1969年的那几秒则更像赤裸裸的求生反应，在腰和膝盖被撞得发麻的当口，她几乎是本能地挥出那一下。 事后的走向却惊人一致。队长、社员、规矩、集体财产，一时间全压向这两个不到20岁的姑娘。她们面对的，是被扣上“砸了集体命根子”的危险。 转机都来自同一个角色，老兽医检查尸体后说出诊断，羊得了急性肺疫，本就命不久长。原本可能变成处分甚至定性的问题，被改写为“出手及时”，风向在会场上一点点逆转。 真正让命运出现分水岭的，不只是那一镢头，而是她们之后怎么接下去。宋燕秋主动提出赔偿，把从北京带来的蓝粗布新衣和口粮票变成两袋土豆，跟老乡翻山越岭去换种羊。 谭雅北则在草原上跑了半个月，走遍四个生产队，一边讲羊群品种，一边算账，最后用两袋土豆加一件蓝布衫换回健壮白公羊。她们用最笨拙的方式，把可能落在自己头上的债一点点扛回去。 赔完账，她们没有退回到“女知青”的舒适身份，而是扎进了最苦最累的那条路。宋燕秋跟着牧民，研究本地羊种、疾病高发期，手抄出草原畜养小册。 谭雅北跟着巴图，在暴风雪中走了一夜把羊找回，之后进畜牧学校补文化，蹲在煤油灯下查字典啃教材，用蒙汉两种文字写养羊手册。白天，她们是解决养殖难题的“老师”，晚上又成了给牧民讲字认账的夜校老师。 返城的机会摆在面前时，她们的安排同样充满了时代的荒诞。按照劳作表现和群众口碑，不论宋燕秋还是谭雅北，返城名单里都该有一席之地。 但一个被以“工作需要”为由留下，一个在名单划过时悄然错过，只能站在院子里望着远处的黄土坡或草原发呆，手里的镰刀仍机械地挥着。她们没有把怨气发泄出去，而是把劲头转进笔记本、教材和羊群里。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像一股新风吹到草原。那年宋燕秋28岁，谭雅北也差不多这个年纪。白天她们还在羊圈、畜牧站奔忙，晚上又趴在桌上挑灯复习，困了就在书本边打个盹。 前些年积累下来的实践经验、草原上啃出来的基础知识，在卷面上变成一行行答案，两个名字先后出现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录取名单上。 从此之后，故事进入另一重轨道。一个在自治区畜科所一路做到副主任，参与国家级草原生态牧养实验和品种改良，写出十几篇论文；一个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专攻肉羊养殖，主持北方草原品种改良项目，拿下国家科技进步奖。 不同的是，谭雅北还坚持年年回锡林郭勒，把最新技术带回那片给过她第二次生命的草原。 回头看，两人说出口的话有相通之处。宋燕秋把那只公羊称作“命运的分水岭”，不是因为伤有多重，而是因为从那之后，她决定把一切后果都扛起来。谭雅北则用行动回答了同一个问题，把原本可以变成一辈子阴影的一次冲撞，熬成一本本手册、一堂堂课、一批批改良的羊。 人这一生，难免被现实突然撞上一下，有时是羊角，有时是制度，有时是一张被划掉的返城名单。 她们在草原上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也很难做到，不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而是在地上摔疼之后，慢慢站起来，握紧手里的镢头和笔，先把眼前这一群羊照顾好，再决定自己要走向哪片远处的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