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欣，1956年7月9日出生于广东徐闻，中国医务人员。2003年3月25日凌晨，叶欣经抢救无效去世。出身医学世家的她，1976年留院后便把急诊护理当成毕生事业，1983年执掌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一职，二十余年里把患者安危放在个人生活之前，连节假日都习惯守在科室待命。 急诊科是什么地方？那是医院的前沿阵地，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送来的是什么病人，永远处于“战斗状态”。叶欣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七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急”和“重”打交道，跟死神抢时间。 同事们回忆，叶欣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把抢救器械检查一遍；下班了，总要再巡视一圈病房才放心离开。 她家里电话成了科室的“第二值班电话”，深更半夜接到呼叫，披上衣服就往医院赶是常事。儿子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妈妈匆匆离去的背影。她说：“急诊室的病人等不起，我慢一分钟，他们可能就多一分危险。”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这是一个急诊科护士长刻进骨子里的职业本能。 时间来到2003年春天。一种陌生的、凶险的病毒突然袭来，后来我们知道它叫“非典”。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成了最早接诊非典患者的区域之一。空气里瞬间弥漫开无形的恐惧，这种病传染性极强，医护人员倒下的消息不断传来。 叶欣比谁都清楚危险，但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值班室挪到了最靠近隔离病房的地方。她几乎是以命令式的口吻对年轻的护士们说：“你们还小，经验不足，这类病人让我来护理。”她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把自己顶在了最容易被病毒击中的火力点上。 那段日子，叶欣成了病房里一道不知疲倦的身影。她给危重病人上呼吸机、插管、吸痰，这些操作都会产生大量高浓度的病毒气溶胶，是感染风险最高的环节。她总是抢着做，把同事拦在身后。病人咳嗽得厉害，痰液喷溅出来，她仔细地为病人清理干净，安慰他们别怕。 她心里装着病人的恐惧，却把自己的安危压缩到了最小。为了节省穿脱一套防护服的时间，她能连续在病房里呆上好几个小时，不吃不喝，汗水把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同事劝她歇歇，她摆摆手：“我没事，里面情况我熟，换人进来又要重新适应。” 2月下旬，连续高强度工作了近一个月的叶欣，开始感到疲倦、发烧。作为资深护士，她太清楚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她没有声张，默默给自己加大了药量，想扛过去。 她不想离开岗位，科里人手太紧了，病人还需要她。直到有一天，她实在支撑不住，倒在了工作了两十七年的地方。检查结果出来，阳性。她成了自己日夜救治、并竭力保护同事远离的那种病人。 即使躺在隔离病房，叶欣最牵挂的依然是他人。医生护士来查房治疗，她艰难地在纸上写字，叮嘱他们：“别靠我太近，我传染。”她通过电话了解科室情况，提醒姐妹们注意防护细节。她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最终上了呼吸机，无法说话。 当院长来看她时，她颤抖着写下：“谢谢关心，以后不要来看我，不要传染给你们。”这是她留下的最后笔迹。2003年3月25日凌晨，叶欣走了，年仅47岁。她牺牲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用生命践行了“把患者安危放在个人生活之前”的誓言。 叶欣的故事，为什么今天听来依然如此沉重且有力量？因为她不是遥远的神话，她的形象由无数真实的细节堆砌而成：那个总守在科室的电话，那件被汗水反复浸湿的护士服，那张写着“不要传染给你们”的纸条。 她让我们看到，所谓的“英雄”，就是在平凡岗位上，把一份职责坚守到极致，并在危难时刻选择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她的“让我来”，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二十七年如一日专业精神与奉献品格的必然爆发。 那场战役，暴露了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诸多薄弱环节，但也淬炼出了如叶欣这般的医者精魂。她的逝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医护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承受的巨大风险与牺牲。 我们今天纪念叶欣，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一位烈士，更是为了叩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这种牺牲的价值？我们是否构建了更完善的体系来保护后来者，让“叶欣们”在履行职责时，能得到更周全的防护，不再需要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 叶欣用生命划下的刻度，衡量着医者职业伦理的至高境界。她告诉我们，有些岗位，因其守护的是生命，便天然地与崇高和风险相伴。 这种精神，并未随时间流逝而褪色，它沉淀为一种行业遗产，在每一次疫情袭来、每一次生死救援时，被后来的白衣战士们默默继承。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被守护的人，除了感动，还能做些什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