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红色交通”曾浪波接到任务，要护送陈毅要去延安，谁知两人刚动身，曾浪波就主动找上了伪军。 这一举动并非莽撞。彼时的华中敌后，铁路、公路几乎全部落入日伪控制之中。平汉路、陇海路、津浦线被反复加固，沿线碉堡密集，巡逻昼夜不息。 对中共中央来说，要把一名新四军代军长送到延安，已经不是“能不能走”的问题，而是“怎么活着走完”的问题。陈毅此行肩负着明确任务：向中央系统汇报华中战场的真实情况，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提供一线材料。 这件事，既不能拖，也不能换人。 曾浪波对此心里有数。多年地下交通经历让曾浪波明白，越是看起来不可能的路，越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走。正面硬闯，只会把风险堆到最高点。 于是，在河南安阳一带，曾浪波选择了一条最让人想不到的办法，借用伪军的“合法身份”。这一决定的前提，是对当地伪军内部情况的长期摸排。部分伪军头目更在意自身安危和利益，对日军并无死忠，只要判断得当，就能换来一线生机。 陈毅对此并非没有担忧。陈毅身体状况并不理想，早年旧伤未愈，长途跋涉本就吃力。眼下还要进入伪军防区，任何一次盘查失误，后果都难以设想。 可陈毅清楚，华中局与延安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压缩到极限，如果再不打通，人和信息都会被困在原地。陈毅最终同意执行方案，但提出一个要求：所有风险，必须由交通系统承担，不能牵连群众。 行动展开后，路线被反复拆分。曾浪波不再与陈毅全程同行，而是通过交通站接力配合。陈毅更换身份，行走于商旅队伍之中，白天混入人流，夜里转移落脚点。 几次接近铁路封锁线时，曾浪波提前与地方交通员确认巡逻时间，宁可多绕几十里，也不碰不可控的风险点。一次风雪夜里，因情报延误，原定通过的路口突然增设岗哨，陈毅只能在一处农舍里多等了一整天。 屋外是日伪巡逻队的脚步声，屋内只能压低声音商量下一步走向。 真正凶险的，并不是穿越铁路本身，而是人的判断。曾浪波在一次接触中发现，某伪军保安司令曾被八路军俘虏过，对继续打仗心存畏惧。 曾浪波没有急着提出要求，而是先以生意往来为由试探态度，确认对方更关心“以后怎么办”。这类判断，靠的是长期经验的积累。 一路北上，行程被拉得极长。雪越下越大，道路泥泞，陈毅的鞋底磨破，只能临时更换。队伍里没有人多说一句苦，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走慢一步，危险就会多一分。 这趟行程持续了三个多月，穿越多个敌占区，几次险些暴露，却始终没有留下明确痕迹。外界只知道陈毅在那段时间“失去联系”，却没人知道这条路上发生过多少次临时决断。 对曾浪波而言，任务的成败并不取决于是否被记住，而在于这条交通线能否继续运转下去。因为在那条路后面，还等着更多必须抵达延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