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制度小气的一面：苏联对中国留苏、在苏军事干部的授衔确实整体非常保守、严格，基本是“按苏军中实际岗位，资历和战功”授衔，不参照我方原有职级，唐铎是极少数特例。 1945年，曾克林率领八路军部队抵达沈阳，本想顺利接管当地防务，却被苏军士兵拦在列车旁不准下车。 苏军卡夫通少将看着他们没有军衔标识，直言不讳地拒绝认可这支部队的正规性，哪怕曾克林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 这场小风波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苏联对中国留苏、在苏的军事干部，授衔时向来抠门得很。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开始派遣大批军事干部赴苏学习，刘伯承、左权、常乾坤等人都在其中。 苏联作为当时的军事强国，有着严格的军衔授予体系，从1935年设立元帅军衔开始，就明确规定军衔授予要依据实际贡献，就连本国元帅的授衔都严苛到极致，更别说对外国军事干部了。 这些中国干部在国内大多已经是团级、师级甚至更高级别的指挥员，到了苏联后，却要从头开始，授衔高低全看在苏军中的实际岗位、资历和战功，我方原本的职级在苏联眼里几乎一文不值。 刘伯承元帅当年在国内已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抵达苏联后，先在高级步兵学校补习语言，后来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在伏龙芝期间，他跟着苏军名将学习战术，还参与过高加索的联合兵种演习，表现十分出色。 即便如此，苏联也没有参照他在国内的职级授衔，只是根据他在军校学员的身份，授予了对应的低级军衔。 和他一样，常乾坤在国内后来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可他早年在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服役时，仅被授予准校军衔，两者差距十分明显。 伍修权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他1925年赴苏留学，后来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 当时他在国内已经是有多年革命经验的骨干，可在苏联期间，始终没有获得过高军衔，直到1945年为了方便与苏军接洽东北事宜，国内才临时授予他少将军衔，而这与他在苏联的授衔毫无关联。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赴苏的中国军事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的苏授衔都远低于国内职级，苏联的保守可见一斑。 就在所有人都被苏联的严苛授衔规则束缚时，唐铎却成了那个例外。 唐铎1924年被派往苏联学习航空，后来留在苏联空军部队服役，还担任过莫斯科红场检阅的空中领航员。 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缨上前线，加入苏联空军冲击团，以见习空中射击副团长的身份参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还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被誉为“佩带列宁勋章的中国飞行员”。 唐铎在苏期间，苏联没有像对待其他中国干部那样刻意压低他的军衔，而是根据他的实际战功和岗位，授予了他相应的高级军衔，这在当时的中国留苏干部中极为罕见。 苏联的军衔体系向来强调“论功行赏”，不搞特殊照顾，哪怕是对友好国家的干部，也始终坚守自己的规则。 这种严格看似不近人情，却也体现了其军事体系的严谨性。 建国后，唐铎经周总理与苏方再三交涉，于1953年回到祖国，1956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而那些曾经留苏的军事干部，也大多带着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