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越南发现了跟三星堆相似的文物，基本就能确定了，当年秦国灭掉巴蜀的时候，蜀国最后一代开明王的族人，根本没留在四川，而是一路逃到了越南。 先说说秦灭巴蜀的史实，这可不是瞎编的，《华阳国志·蜀志》里明确记载，周慎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从石牛道伐蜀，蜀王在葭萌迎战失败后逃走。 最终在武阳被秦军杀害，其丞相、太傅和太子退守逢乡，也死在了白鹿山，开明氏统治蜀国十二世，就此覆灭，这和你说的完全吻合，不存在任何虚假成分。 而蜀王子泮集结的三万族人，也不是随口说的数字，《交州外域记》中就有记载，“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候，服诸雒将”，这里的蜀王子就是泮，这三万族人，既是突围的战力，也是古蜀文明的载体。 他们从蜀地突围后，没有四处逃窜，而是沿着早已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一路南下，这条古道早在商周年间就已存在，路线是从成都到雅安，越大相岭至汉源，再逾小相岭到泸沽、会理，经云南昆明、楚雄，最终循盘龙江直抵越南交趾，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这条路线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迁徙的痕迹。 沿途的考古发现就是最好的佐证，在四川荥经严道古城附近，曾出土过一批军事墓葬，里面有大量巴蜀式铜戈、铜矛、铜剑，还有七十余方巴蜀印章，要知道，整个四川出土的巴蜀印章总共也就百方，荥经一地就占了七成多，有学者推测，这些印章是蜀王子泮分发给各部族首领的信物，当年蜀人突围后，曾在荥经汇合，准备与秦军再次决战，战败后才继续南迁，这些印章，就是他们停留过的铁证。 除此之外，汉源小堡乡团结村的战国土坑墓中，也出土了柳叶剑、铜刀等巴蜀式青铜器，越西、西昌、盐源等地，也陆续发现了蜀式器物和巴蜀土坑墓，这些地方都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显然是蜀人南迁时沿途留下的痕迹，总不能说这些文物是自己长脚跑到云南、四川边境的，说白了，就是那三万族人南迁时，一路丢弃或遗留的“身份标识”。 而最能印证观点的，还是越南出土的那些和三星堆相似的文物，越南永福省有个义立遗址，属于冯原文化遗址，2006年四川省考古院曾和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在这里联合发掘，出土的文物简直和三星堆的文物撞了脸。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牙璋，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几乎如出一辙，雕刻手法、器型比例几乎没有差别，就连上面的纹饰细节，都像是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要是只出土一件，还能说是巧合，但这里不仅有玉牙璋，还有青铜尊、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青铜尊的神秘夸张风格，和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属于同一个体系，那种独有的古蜀韵味，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出来的。 更关键的是那些不起眼的陶器，冯原文化出土的陶高柄豆、陶釜，和三星堆、什邡战国墓出土的陶器形制完全一样，陶器这东西大多是当地人就地烧制，很少能远距离传播，除非有大量人群迁徙，把烧制技术一起带过去，这就足以说明，蜀人确实带着自己的手工业技术，迁徙到了越南。 再说说蜀人到了越南之后的情况，蜀王子泮带着三万族人到达越南北部后，并没有一直流亡，而是收服了当地的西瓯、雒越两个部落，攻打并灭掉了当地的文郎国，建立了瓯雒国，自称为安阳王，定都古螺城，也就是现在越南河内的东英县，这一点在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中也有明确记载，算是蜀人在越南扎根的直接史料佐证。 而且冯原文化的年代，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至战国时期，和三星堆文明的鼎盛、衰落时间线严丝合缝，三星堆文明在蜀地衰落之后，越南冯原文化中却出现了与之高度相似的文物风格，这显然不是偶然，而是蜀人把古蜀文明带到了越南，让这份文明得以延续。 可能有人会觉得，文物相似说不定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没必要扯到人口迁徙，但结合史料和沿途的文物痕迹来看，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古蜀文明和越南当地的雒越文化，原本就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在蜀人南迁之前，越南当地从未出土过类似三星堆的文物，也没有相关的手工业技术，偏偏在蜀王子泮带着三万族人南迁之后，当地就突然出现了大量古蜀风格的文物，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更何况，蜀人迁徙的路线、沿途的文物遗留、越南的文物发现，再加上中越两国的史料记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每一个环节都能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当年开明王的族人，确实是一路逃到了越南，也正是他们，把三星堆承载的古蜀文明，带到了这片遥远的土地上，延续了这份古老文明的火种。 信息源——央视网新闻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