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启臣服软了。郑丽文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国民党内部的“咖”，为什么都给郑丽文“下马威”，最后都“服”了 郑丽文接手国民党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朱立伦留下的5000万新台币债务像颗定时炸弹，231名党工因联署案被起诉，基层士气低落。 但郑丽文没有推诿责任，反而公开承诺中央一肩扛起。这个看似被动的应对，却意外成为她的政治跳板。她通过承担债务，将原本可能引发分裂的危机转化为凝聚人心的契机，基层党工从此对她死心塌地，形成了一支敢死队式的支持力量。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让郑丽文在党内迅速建立起威信。 江启臣的挑战，本质上是对国民党权力结构的一次试探。他自恃有卢秀燕的支持，又担任立法机构副负责人，试图通过争夺台中市长提名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 但他低估了郑丽文整合资源的能力。郑丽文上任后，迅速推动修法拿回56亿新台币党产，并让中天新闻台复播，这不仅解决了党的财政危机，还夺回了舆论阵地。 当江启臣在台中造势时，郑丽文已通过资源分配巩固了中央权威，地方派系开始权衡利弊，不愿因支持江启臣而得罪掌握钱袋子的党中央。 国民党的提名制度，成为压垮江启臣的最后一根稻草。郑丽文坚持游戏规则不可动摇，强调提名必须符合党内程序。 这种看似刻板的坚持，实则是在重建党的纪律。江启臣此前作为党主席推动的改革，反而让党内形成了制度大于个人的共识。 当他试图以个人影响力挑战制度时，反而陷入被动。民调显示，江启臣在台中支持度高达54%，但党内初选规则要求民调七成、党员投票三成，这种制度设计让他的优势无法完全转化为胜势，反而因拖延提名引发基层焦虑。 江启臣的妥协，还源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平衡。他挑战郑丽文的同时，也触动了其他派系的利益。例如，傅昆萁作为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对江启臣辞去副负责人职务后的权力真空虎视眈眈。 如果郑丽文支持傅昆萁接任，可能形成韩傅联盟，被民进党攻击为立法乱源；如果不支持，又会得罪手握重兵的傅昆萁。 这种两难境地，让江启臣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可能引发党内全面分裂。郑丽文巧妙利用这一矛盾，通过制度化解派系冲突，迫使江启臣在个人野心与全党团结之间做出选择。 从更深层看，国民党的权力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派系大佬通过掌控地方资源就能挑战中央，但郑丽文通过党产解冻和舆论战重塑了权力格局。 她将党产转化为社会福利，既改善了党的形象，又削弱了地方派系的议价能力。 当江启臣在台中挂广告牌造势时，郑丽文已通过发放退休党工养老金和社会捐赠，赢得了更广泛的民意支持。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让地方派系不得不重新评 估与中央的关系，江启臣的孤立也就成为必然。 江启臣的妥协，并非简单的认输，而是国民党权力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郑丽文通过化解危机、整合资源、坚持制度，逐步建立起对党的掌控力。 她的策略看似温和，实则步步为营，既避免了与派系直接冲突，又通过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重塑了党内秩序。对于国民党而言，这种变化或许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个人影响力不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制度与资源的双重约束，正在成为党内政治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