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生育率根本办法还是一个利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人口数据显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正式跌破800万大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总人口较上年减少339万。按人均预期寿命80岁简单测算，792万的年出生规模，长期仅能支撑约6.4亿人口总量，相较当前14亿人口规模近乎腰斩；而要维持14亿人口基本稳定，年出生人口需稳定在1750万左右，二者之间的巨大缺口，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低生育率不仅会加速老龄化、收缩劳动力供给，更会削弱消费、投资与创新活力，动摇长期发展根基。当下各类鼓励生育要改变民众“生育不划算、养育负担重、发展受拖累”的核心顾虑。破解低生育率困局，宣传是重要，但根子是一个利字；让生育从“成本负担”变成“正向收益”，用实打实的利益激励，重构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益天平，让愿意生、敢生、能生成为理性选择。一、养老利益挂钩，新人新办法，生育与退休金系数直接绑定养老保障是民众最核心的长期利益关切，也是撬动生育意愿的长效杠杆。应推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差异化制度，比如以政策公布之日为节点，划定30岁以下适龄群体为新政适用对象，将生育子女数量与退休金计发系数直接挂钩，形成“多生多享、优养优得”的正向激励。具体而言，按生育1孩、2孩、3孩及以上设置阶梯式系数，生育子女越多，退休金计发比例越高，育儿期间的社保缴费可按规定视同缴纳，消除女性因生育中断就业导致的养老权益损失。 这一设计不触碰既有群体养老利益，避免社会争议，同时把生育行为转化为可量化、可兑现的长期养老收益，让家庭意识到“生育不是消耗未来，而是储备养老保障”，从代际抚养的隐性责任，变成个人可感知的显性福利，真正实现生育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平衡。二、发展利益倾斜，零成本政策引导，类似体制内岗位与晋升优先向多孩家庭开放。提升生育率无需全程依赖财政大额投入，部分公共资源分配的规则调整，可实现“零成本、强引导”。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中，每年划定一定比例岗位，专项面向30岁以下已婚已育二孩及以上青年开放；在体制内晋升考核中，将“为人口稳定作出贡献”纳入评优提拔的参考维度，对积极生育、依规育儿的干部职工予以倾斜。 体制内岗位兼具稳定性与社会示范效应，这一调整既不新增财政负担，又能树立鲜明政策导向，传递“生育助力个人发展”的信号，带动全社会就业、晋升环境向生育友好转型。同时以公职群体的示范作用，消解“生育影响职业发展”的普遍焦虑，让年轻家庭看到生育与个人成长的兼容性，而非对立性。三、居住与教育利益让利，住房优先、升学倾斜，降低刚性养育成本住房与教育是家庭生育的两大刚性支出，也是压制生育意愿的关键堵点，通过公共资源分配让利，能直接降低生育边际成本。在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实行已婚夫妇优先配租规则，按子女数量设置阶梯式租金折扣，子女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践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服务理念，解决多孩家庭的居住刚需。教育层面，在中考招录中探索双孩及以上家庭子女加分政策，平衡多孩家庭的教育投入与精力消耗，缓解“养得起、教不好”的顾虑。住房与教育的利益让渡，更多解决家庭生育的现实痛点，把“生得起、养得好”从口号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红利，直接提升生育的性价比。四、托育与就业利益保障，普惠托育和专属岗位，消解女性生育后顾之忧女性是生育的核心主体，职场歧视、育儿无援、收入中断是女性不愿生育的核心原因，可以从托育服务与就业保障两端释放利益。全面推行托儿所、幼儿园象征性收费，扩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延长托育服务时长，覆盖职场父母上下班时段，把家庭从全天候育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幅降低时间与经济成本。 同时，这些地方针对二孩及以上母亲开设专属“宝妈岗”，兼顾育儿与就业需求，保障女性生育后回归职场的权利与收入。宝妈岗既稳定生育意愿，又化解女性“生娃丢工作”的焦虑，实现生育、就业、家庭照料的多方共赢，让女性从生育的“牺牲者”变成利益共享者。低生育率的本质，是年轻人认为生育的私人成本远大于私人收益，而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口红利，却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破解这一矛盾，必须打破“生育是家庭私事”的传统认知，通过养老、就业、住房、教育、托育全链条的利益重构，把社会层面的人口收益，转化为家庭层面的可感知利益，低生育率难题就破解。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还是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