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昆明火车站，寒风裹着汽笛。即将奔赴老山前线的副连长王志忠，望着妻子背上的幼子，喉头哽咽。 站台上结着薄霜，绿皮火车喷出的白汽把人群搅得影影绰绰。他妻子李秀梅把孩子往上托了托，三岁的娃娃趴在妈妈肩头，正把冻红的手指含在嘴里，眼睛盯着父亲帽檐上那颗红五星。 “天冷，给孩子围巾裹严实些。”他话说出口才发觉嗓子哑得厉害。 汽笛又响了，这次又急又长。背枪的战士们开始往车厢挪步，皮靴踩在站台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有个新兵走过王志忠身边时慢了半步，偷偷抹了把眼睛。这孩子看着顶多十八岁，嘴唇上绒毛还没褪干净呢。 王志忠想起七年前自己第一次上前线，也是这个站台，送行的是他头发花白的父亲。老人把一包“春城”烟塞进他口袋，什么也没说，就在他肩上重重按了三下。 “家里米缸满着，煤球也够烧两个月。”李秀梅突然开口，眼睛看着别处，“你莫操心。” 她总是这样，话不多，但把什么都收拾妥当。去年他休假回家，发现她学会了自己修屋顶漏雨，工具箱摆得比他的还齐整。 “要是……要是收到那种信，”王志忠声音压得很低，“你就带着孩子回大理老家，爹娘那边都说好了。” 李秀梅猛地抬头，眼眶红得吓人：“胡说什么！正月还没出呢！” 她把孩子转到胸前，抓着娃娃的小手朝他挥：“跟爸爸说，等打了胜仗回家。”孩子懵懂地咧开嘴，露出刚长出的四颗乳牙，含糊地发出“爸、爸”的音节。 王志忠觉得有股热气直冲眼眶。他迅速立正，敬了个标准得近乎僵硬的军礼，转身就往车厢走。军大衣下摆在寒风里猎猎作响，他能感觉到背后那两道目光，烫得像要在棉袄上烧出两个洞来。 车厢里一股烟草味和汗味。刚才抹眼泪的新兵缩在角落，怀里紧紧抱着个帆布包。王志忠在他身边坐下，帆布包口滑出半截毛衣袖子，深蓝色的，针脚歪歪扭扭。 “我妈织的。”新兵不好意思地把袖子塞回去，“她说老山夜里冷。” 火车动了，站台慢慢向后滑去。那些挥动的手臂渐渐模糊成一片晃动的影子，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水泥台子，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发着清冷的光。远处城市轮廓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密的丘陵和蕉林。 王志忠从贴身口袋里摸出张照片。去年中秋在部队家属院照的，孩子坐在他脖子上，笑得眼睛眯成缝，李秀梅站在旁边，手虚扶着他的胳膊，嘴角有那么一点点上扬的弧度。照片背面是她娟秀的字：“盼归期”。 他听说过一些数字。轮战部队上去一轮接一轮，光他们师就有三个连队需要重建。文山那边的烈士陵园，新墓碑一排排增加，清明时节的烟熏得整座山都雾蒙蒙的。这些他没跟秀梅细说，她看电视新闻时总是很快换台，说孩子不能听这些。 但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王志忠想起教导员说的话，“我们在这里吃些苦，后方千万个家庭就能围着桌子吃安稳饭”。这话实在，没那么多豪言壮语。他家餐桌上那盘没包完的饺子，邻居家飘出的收音机声响，街上孩子们追逐的笑闹，这些零零碎碎的日常，需要有人在前头挡住些什么。 那个新兵睡着了，头靠着车窗，随着火车晃动一点一点的。王志忠轻轻把那半截毛衣袖子塞回帆布包，把自己大衣给他盖上一角。 南方的山真多啊，一座连着一座，铁轨在山肚子里钻来钻去。偶尔经过村庄，能看到水田里反着天光的薄冰，早开的油菜花已经有点点黄意。几个穿棉袄的孩子在土坡上朝火车挥手，有个瘦小的身影追着火车跑了好长一段，直到被蜿蜒的铁路甩在群山后面。 王志忠坐直身子，开始检查挎包里的作战地图。铅笔标注的箭头和等高线密密麻麻，麻栗坡的地形像揉皱的纸。他闭眼就能想起模拟沙盘上那些山头编号，松毛岭、那拉口子、李海欣高地…… 车厢另一头传来低低的哼唱声，是沂蒙山小调。渐渐地，一个、两个、越来越多的声音加入进来，不成调地应和着。新兵醒了，揉着眼睛呆呆地听，忽然小声问：“副连长，打完仗真能坐这趟车回家吗？” 王志忠看向窗外。火车正冲出一个隧道，刺眼的阳光泼进车厢，所有年轻的脸庞都镀了层金边。 “能。”他说，“到时候我让你坐靠窗的位置，一路看花看到昆明。” 其实他知道，从文山到昆明的铁路线，有些路段能看到山坡上大片的木棉花。二月该开了吧，红艳艳的，像无数小小的火把在绿野里烧着。去年这个时候，他在师部看到过照片，战地记者拍的，焦土上一株炸断的木棉，枝头还挂着两朵没掉的花。 火车向南，向南，一刻不停。背包里，李秀梅塞进去的那包“大重九”香烟底下，压着她手抄的平安经。铅笔字迹被汗水晕开了一点，最后那行还能看清：“不求功名，唯愿归程”。 钢轮撞击铁轨的声响规律而固执，轰隆轰隆，像大地的心跳，也像某种承诺，无论走得多远，这条铁轨的另一头，总连着名叫家的方向。而此刻，这些穿着同样绿军装的年轻人，正逆着归家的方向，去完成一代人必须完成的跋涉。他们的背包里装着故乡的泥土，枪膛里压着时代的重量，沉默地驶向那些木棉花开得最烈、也凋落得最快的地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