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度设计，让家庭主妇成为女性的“理性”选择？ 中国对日本女性最常见的评价之一，是将她们对婚姻与家庭的选择，直接理解为文化层面的保守或女权意识不足。最常被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便是“日本女性热衷婚恋活动、以成为家庭主妇为目标”。 由此，日本女性的形象被简化成向往婚姻、认同家庭主妇这一性别分工角色，甚至在政治立场上也倾向于支持保守派。但如果将这些现象直接归因于文化上的“保守”，不仅过于片面，更会掩盖制度层面的关键影响。众所周知，日本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确实存在，且在多项国际指标中长期处于较低排名。 然而，剖析日本性别平等问题的核心，在于拆解“日本女性为何选择婚姻”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单纯将性别不平等归咎于女性的个人选择，或是错误地将日本女权发展滞后理解为“日本女性的懦弱”或“女性群体的集体选择失误”。 在日本，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往往并非单纯的文化偏好，而是高度制度化的结果。 长期以来，日本通过家族法（民法亲属编）、税收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为“配偶身份”与“家庭内部无偿劳动”提供相对稳定且可预期的保障。例如，所得税扣除额（配偶扣除）与国民年金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等。这使得“步入婚姻成为家庭主妇”不再只是私人生活选择，而被构建成一条具有制度安全性、可预期性且相对低风险的人生路径。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泽真理提出，日本社会至今仍深深植根于一种“男性养家者（男性稼ぎ主）模型”。这套制度预设男性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而女性则承担照料家人、情感劳动及风险缓冲的角色。 “男性养家者模型”并非单纯的价值观或性别意识问题，而是被具体写入就业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险及家庭政策中的规则。换句话说，这并非“大家恰巧都这么想”，而是“按照这种模式生活，风险更低、更不容易出问题”。 在大泽真理的分析中，日本的家庭长期以来被视作一种“准福利单位”。当国家不愿或不便直接承担某些风险（如育儿、照料老人、应对疾病与失业的缓冲）时，这些责任便被系统性地推回家庭内部处理。而在家庭中承担这些工作的，往往总是女性。 因此，“家庭主妇”并非只是延续下来的传统，而是这套制度顺利运转后自然演化出的角色。“家庭主妇”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企业能够维持高度竞争的男性正式员工体系，同时无需真正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社会照料制度。不过此处也需指出，覆盖广泛的社会照料制度本应由国家负责，而非企业承担，而日本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国家将责任推给家庭、企业逃避责任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