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党对叛徒彻查，当时负责照顾护送瞿秋白的周月林有最大嫌疑，被捕入狱，没想到一直到1979年，因为一张报纸刊登的新闻，才发现周月林是被冤枉的。 1935年2月，福建长汀的深山笼罩在初春的寒意中。 一支特殊的小分队正艰难地向永定方向行进。 队伍中有患肺病的瞿秋白、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怀孕的张亮，以及负责护送任务的周月林。 这位曾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主席团唯一女性委员的红军干部。 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突围竟成为一场跨越半个世纪冤案的起点。 当时的中央苏区已被敌军重重包围，负责留守的项英决定让非战斗人员先行转移。 周月林因长期在苏联学习且熟悉地方情况，被委以护送重任。 队伍昼伏夜出，在闽西的密林中艰难前行。 瞿秋白身体虚弱，常咳血不止，何叔衡年迈体衰，张亮怀有身孕，行动不便。 周月林不仅要规划路线、侦察敌情，还要照料三位同伴的健康。 2月24日凌晨，队伍抵达长汀水口镇小迳村，生火做饭的炊烟暴露了行踪。 保安团包围了村庄，枪声骤起，何叔衡在突围中跳崖殉国，邓子恢带部分战士成功撤离。 而周月林折返寻找失散同伴时，与瞿秋白、张亮一同被捕。 在审讯中，三人默契地使用化名和伪造身份，瞿秋白自称“林琪祥”是军医，周月林化名陈秀英称是护士，张亮伪装成香菇店老板娘。 这套说辞一度迷惑了敌人，三人均被判处监禁而非立即处决。 真正的悲剧始于一个偶然。 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徐氏被俘后，在酷刑下供出瞿秋白曾停留汤村的关键信息。 敌人顺藤摸瓜，又通过叛变的前苏维埃政府收发员郑大鹏指认，最终确认了瞿秋白的身份。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罗汉岭就义，临刑前高唱《国际歌》。 而周月林与张亮因未被识破身份，仅以“政治犯”罪名各判十年徒刑。 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经梁柏台友人疏通关系，周月林与张亮获释。 张亮前往皖南寻找丈夫项英，却因“叛徒”嫌疑被盛怒的项英枪杀。 周月林辗转上海，因组织关系中断，最终嫁给船工度日，这一抉择成为她日后无法自辩的污点。 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下，脱离组织结婚被视为“变节”的间接证据。 1955年，瞿秋白遗骸迁葬八宝山，其夫人杨之华要求追查叛徒。 由于当年突围队伍中仅周月林一人在世，她自然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审讯者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周月林若真是叛徒，为何国民党未按惯例处决她，反而判其十年监禁？ 更值得玩味的是，她在狱中曾为张亮接生并共同抚养婴儿，这种人道主义举动与“叛徒”形象格格不入。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依据“推理”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 在山西榆次监狱，这位曾与毛泽东、周恩来共事的前妇女部长，每天做着缝麻袋的劳役。 她用木棍蘸墨在废纸上写申诉信，尽管大多石沉大海，却始终未放弃。 1979年，一沓泛黄的《福建民报》改变了历史。 调查人员在1935年的报纸上发现一则短讯。 “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 这则报道与党史部门新发现的郑大鹏证词相互印证，真相终于大白。真正的叛变者是万永诚之妻徐氏与收发员郑大鹏。 是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院撤销原判，73岁的周月林重获清白。 组织为她办理离休手续时，才发现这位老人1925年就已入党，资历比许多高级干部更老。 她选择回到丈夫梁柏台的家乡浙江新昌定居，在平淡中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八年。 其经历提醒我们，历史叙述常受制于时代认知的局限，当年项英枪杀张亮、调查组怀疑周月林，皆因“幸存即叛变”的简单逻辑。 而真相的还原，不仅需要新史料的发现，更需要超越成见的勇气。 如今在浙江新昌的梁柏台烈士纪念馆中，周月林的照片静静陈列在一旁。 她与丈夫在苏联留学时生育的子女，至今仍失散在历史烟云中。 这种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或许正是这段往事最令人深思之处，忠诚与背叛的界限，从来不像表面那般分明。 主要信源：共产党员网——瞿秋白遇害谁是叛徒？两个女人为此蒙冤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