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当年提出武汉“封城”举措的李兰娟院士，为国家立下了卓越功勋，可谁都没料到，这位在医学界威望极高的专家，竟是靠着自学中医，才有了后来声名远扬的院士之名！ 信息源：《从赤脚医生到逆行武汉，这位院士17年前就曾创造奇迹！》央广网 2026年1月，再回头看2020年初那段时间，很多细节仍然让人后背发紧，那几天，武汉正处在春运最密集的节点，人流车流都在往外走，城市表面上还在运转，但医院里的异常已经开始显形。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兰娟作为传染病领域的专家，1月18日赶到武汉，等于是在最混乱、最难判断的时候进到现场。 她到武汉后并没有“走流程”式地开会、拍照，而是很快把时间用在医院和一线情况上：看病例、问流行病学线索、听医院反馈。 对于传染病来说，最危险的信号，从来不是“有多少病人”，而是“是否出现持续的二代、三代传播”。 当时围绕“是否人传人”的争议很大，信息碎片化、证据不完整、社会情绪也敏感，但专业判断必须尽快形成，否则措施永远慢半拍。 从18日到23日，窗口期非常短，她在这几天里提出的核心建议，后来被广泛讨论：按甲类管理的思路去加强管控，以及对武汉采取极严格的流动限制。 站在当时的现实里，这些建议并不好说出口，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一旦“按下暂停”，意味着交通、物资、就医、社会秩序、企业经营都会遭到巨大冲击，任何一项考虑不周，都会带来连锁问题。 但传染病防控，同样是冷冰冰的规律：只要传播链不断，新增病例就会以难以控制的速度扩大，拖得越久，代价越高。 1月23日10点武汉封城，这个节点后来被反复回望，它带来的影响很复杂：城市居民的生活被突然改变，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社会成本非常高。 但从全国防控的角度，它也确实争取了宝贵时间，让其他地区得以更早进入防控状态，把输入风险压下去。 很多人习惯用“幸运”来解释这种转折，但如果把它放进李兰娟的职业路径里，会更像是她长期做传染病与重症救治工作，形成的一种判断方式：宁可把困难摆在前面，也不能让风险在看不见的地方滚大。 她的成长经历里，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小细节：少年时因为家里困难，学费都很紧张，差点读不下去，后来在老师帮助和助学支持下，才继续完成学业。 这个经历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励志段落”，但对当事人往往会留下很深的印记——知道资源稀缺意味着什么，也更能体会“一个关键机会”对一个家庭的重量。 后来她在基层做过赤脚医生，那是另一种“稀缺”：医疗条件不足、药品有限、交通不便，很多病人拖到很重才来求助。 那种环境，会逼着人形成实用主义的工作方式：能救命的先用，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讲排场，也很少有条件“慢慢来”。 从代课老师到学医、再到长期扎在临床和公共卫生的交叉地带，这条路并不轻松，但也让她对疾病的传播和重症救治更敏感。 她后来在重型肝炎等领域的研究与治疗探索，常被用来说明她的“硬扛精神”，当时重型肝炎死亡率高，治疗手段有限。 团队长期在实验和临床之间反复调整，最终形成了“人工肝支持系统”这类治疗方案，提高了部分患者的生存机会。 关于专利和推广的问题，社会上也常提到她更倾向于让技术尽快普及、降低使用门槛，便于更多医院开展救治——这和她早年的经历其实是一致的：越是见过“没条件就只能等死”的情况，越会在关键技术上强调可及性。 在2003年SARS期间，她也参与过浙江的防控和诊疗工作，那段经历，对后来面对新发传染病的专家来说非常重要：如何快速识别、如何制定院感流程、如何减少医护感染、如何把病例定义和筛查机制跑起来。 这些看似“流程化”的东西，在疫情早期往往就是生死线，到了2020年武汉的ICU和隔离病区，很多决策，都是在极端不确定中做出来的：指标怎么解读、治疗怎么组合、用药如何平衡风险收益、如何兼顾中西医治疗思路等。 她的特点之一，是更强调“能用的数据要看，能救的人要救”，不太拘泥于形式上的派别之争。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再看2020年初的建议，会更容易理解：所谓“封城”并不是情绪化的激进，而是传染病控制里最典型的原则——尽可能减少传播机会，阻断传播链条。 只不过在武汉这个体量上实施，难度和代价，被放大到了极致，如今很多人喜欢用一句话总结她的角色，但更贴近现实的说法可能是：她在关键时刻，做了更“难开口”的判断，并且愿意为这种判断承担压力。 她的经历从贫困年代的求学、基层行医，到重大传染病事件的一线处置，路径很长，积累也很重，回头再看那几天的决策，并不神秘，只是把几十年的经验和专业训练，集中用在了最紧急的地方。
